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初探/赵国章(3)
三、完善措施
(一) 完善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
刑事和解立法化在我国是非常有必要的,立法既是摆脱法律虚无主义的根本,也是摆脱刑事和解正当性、合法性质疑,确立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必由之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新增了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刑事和解在我国的运用提供了立法依据,但是我们应看到,此次刑诉法的修改仅是程序法上做出的改变,而刑事和解的完善并非只是与其中的某一种法律相关,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们还要兼顾好实体法,将刑法、刑事诉讼法联系在一起,建立一个有关刑事和解的规范,在《刑法》中将刑事和解规定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如可在《刑法》中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以悔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谅解,是为刑事和解,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 扩大刑事和解的范围
从我国当下的情况看,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还过于狭窄。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7条的规定,刑事和解的适用的范围为:“(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即将刑事和解的范围界定为:侵害人身及财产的轻微犯罪和大部分的过失犯罪,并且不包括累犯。这种局限性使刑事和解积极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当有更为宽广的思路,在适用的案件种类上,既可以适用于不少轻罪案件,也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于一些严重犯罪乃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当然我们在具体运用时必须相当谨慎,要充分考虑民众的观念是否已足够宽容,相应制度设计是否已足够完善,以及操作经验是否足够成熟等,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和解要向严重犯罪、故意犯罪扩大是必然的趋势。
(三) 加强对刑事和解的监督
任何一项制度的存在都不能是完美无缺的,刑事和解也一样,在某些方面,和解机制具有功能上的优越性,能弥补诉讼机制的缺憾,但其本身也存在某些先天的不足或是固有的失灵。这时就需要引入“第三力量”,对刑事和解的条件、内容及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赔偿数额合理性等进行监督和审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8条规定:“对于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还有改进的空间。首先,和解必须是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形成,防止一方当事人迫于压力与另一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均衡。其次,和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以不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的、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做到私权的行使不以损害公权为前提,因此必须对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再次,经济赔偿标准应当通过立法规定加以确认,和解协议中的损害赔偿一般应当与加害人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相适应,并且可以酌情考虑加害人的赔偿和补救能力,同时也要避免和解制度给公众造成“花钱买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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