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程琥(4)
为了确保高校信息依法公开，这里需要明确高校信息公开所依之“法”。这里的“法”，既包括上位法，比如《高等教育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公开条例》等上位法，也应该包括《办法》。并且，《办法》属于规章，其在效力上要低于《公开条例》等上位法。《办法》的规定应当与上位法规定相一致，否则一旦出现冲突，就应当适用上位法。从高校发展角度看，不可否认，高校信息公开范围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同时，也应看到，高校信息公开不是完全公开，也不是无条件无原则公开。高校信息公开程度必须与我国国情和现有阶段相适应，高校信息公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它以社会、经济、法律、社会公众等因素的发展为基础，并与社会、经济、法律、社会公众等因素息息相关。[2]高校信息公开与不公开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构成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其中公开是主要的矛盾，起主导作用，不公开起制约和平衡作用。高校信息公开的公共利益必须和不公开的公共利益相互平衡，各种利益相互平衡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3]因此，对于高校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平衡，主要体现在《公开条例》、《办法》等法律规范中，公开与不公开都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根据这些规定进行审查。
从《办法》第7条“应当主动公开”的规定看，把发布这些信息规定为高校的法定义务，第8条还对高校应当明确其他需要主动公开的信息内容与公开范围作出规定。《办法》第10条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作出规定。由于《公开条例》、《办法》从立法上尚未确立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公开范围，而是采用法定的列举式的公开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办法》规定看，属于不予公开的高校信息的范围标准有三：一是基于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需要而不予公开。主要包括高校公开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学校安全稳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凡属于国家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和学校安全稳定的高校信息，不得公开。二是基于保护私人利益需要而不予公开。主要包括高校公开的信息不得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对于涉及私人利益的高校信息，一般情况下不予公开，但是经权利人同意或者高校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高校信息，可以予以公开。三是基于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应当说，对于不予公开的信息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个标准以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来排除信息公开，显然超出了《公开条例》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由于《公开条例》和《办法》对高校信息不予公开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特别是《办法》还以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作为不予公开的标准，这就容易导致实践中高校以公共利益限制为由对高校信息不予公开，成为高校隐瞒或者遗漏重大高校信息的借口，是高校信息公开的一个制度性缺陷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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