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的几个理论问题/陈瑞华(7)
三种辩护形态并存的局面，为我们研究刑事辩护问题提出了很多理论课题。例如，在被告人同时选择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确保无罪辩护的有效性，避免被告人因为在同一审判程序中提出了量刑辩护意见而导致无罪辩护受到严重的削弱，这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在被告人坚持无罪辩护意见而不妥协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辩护律师充分地展开无罪辩护，而又不因此使量刑辩护受到冲击，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又如，在中国法院对无罪判决的选择越来越谨慎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对无罪辩护意见的坚持，有时会产生一个附带的诉讼效果：促使法院选择一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也就是对本来不应宣告有罪的案件做出有罪判决，但在量刑上做出一定幅度的宽大处理，尤其是“在适用死刑方面极其慎重”。这就使得“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关系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而从律师辩护的实践来看，“程序性辩护”与“量刑辩护”有时也会发生类似的转化关系。再如，对于案件是否选择“无罪辩护”、“程序性辩护”和“量刑辩护”，辩护律师究竟如何形成自己的辩护思路，尤其是在辩护思路的选择上要否与被告人进行充分的协商和沟通，遇有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在辩护思路上发生冲突的情况，律师究竟如何处理，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四、辩护权的权利主体
在近期有关辩护律师“阅卷权”问题的讨论中，律师界提出了将阅卷权赋予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建议，并将此作为强化律师辩护效果的必由之路。但很多检察官、法官对这一主张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嫌疑人、被告人尽管是辩护权的享有者，但阅卷权却只能由辩护律师独立行使。无独有偶。在如何保障律师“会见权”问题上，也出现了一种要求确立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申请会见权”的观点，认为会见权并不是辩护律师单方面行使的诉讼权利，在押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属于会见权的主体，他们一旦提出正当的会见请求，不仅未决羁押机构应当安排律师会见，而且那些接受委托或被指定从事辩护活动的律师，也有义务安排这种会面。当然，这一观点要变成现实，会面临很多体制上的困扰，甚至有些律师也提出了担忧：目前就连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的权利”都遇到重重困难，在押嫌疑人获得“会见辩护律师的权利”并不具有太大的可能性。
在被告人是否享有“阅卷权”、“会见权”问题的背后，其实存在着辩护权的权利主体这一理论上的难题。具体而言，作为辩护权的享有者，被告人只能通过辩护律师在行使其诉讼权利，这是否具有正当性？难道我们在承认被告人拥有“诉讼权利能力”的同时，却要否定其“诉讼行为能力”吗？由此看来，作为辩护权利的来源和授权者，被告人能否独自行使各项诉讼权利，这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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