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保护论/李选辉
摘要：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以下简称《消法》）的施行以来，在完善社会维权机制、解决消费权益纠纷、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以及促进消费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专门法律的颁布说明了政府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高度重视。众所皆知，一部法律的实施需要被约束客体去按法律所体现的意志自觉去遵守，行政部门地严格执法，司法机关的依法审判,方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的尊言,体现法律所表现的阶级意志,从而达到法律制定者所预期的目标。我国的《消法》虽然实施了，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却未能得到切实完善地保护，众多受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群体却并未实际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95年随着“王海”现象的誔生，中国出现了一批被经营者冠为“知假买假”王海式消费群体，他们通过自学法律知识和商品知识知假买假以消法49条进行索赔，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打假索赔浪潮。王海现象发生无疑对中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树起了典范，唤起了中国广大消费者的消费维权意识。谁也不可否认，王海现象对中国的消费者维权意识与维权行为的参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海现象在中国不断演绎过程中,他们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演绎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对社会商品市场秩序的规范做出了贡献，百姓称他们为英雄、消费者的保护神。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王海现象在经历诞生、高峰、低谷状态，其与来自社会不同的声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有支持也有反对 “知假买假”索赔行为,其争议的焦点在于“知假买假”是否属于消费者这一范畴，学者观点不一，各地审判实践也是各不相同，在《消法》的具体适用上存在诸多争议。“知假买假”者到底是不是消费者？本文笔者对“知假买假”索赔予以支持论，以“知假买假”属消费者范畴，应保护“知假买假”为主论，论述法律应该保护“知假买假”并提出对“知假买假”保护之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就《消法》的补充、完善提出一些意见、观点。
一 、不保护“知假买假” 公众性之质疑
（一） 不保护“知假买假”涉嫌变相护假
2002年7月13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规定，“知假买假”不属消费者行为，因而不予立法保护。此举一经公布，立即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市民中引起巨大反响。人们不禁要问：“王海”们从此无法立足上海，究竟是打假英雄的悲哀还是《消法》的悲哀？上海对知假买假者不保护，到底要保护什么？何为知假买假？上海市消协秘书长赵皎黎认为，只要出现以下三种现象之一的购买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是打假行为：一是购买达到一定数量，又没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二是出现重复购买行为；三是知情者购买行为。此三种消费行为果真列入知假买假范畴，而不受到《消法》保护，确实令人茫然无助、无所适从，很可能让一些不知假却买了假的人受到伤害，得不到保护。现实生活中，尽管消费各环节政府都加大了打假力度，尽管涌现出不少“王海”式的打假英雄，然而，各种造假卖假现象依然有增无减，吃穿用的应有尽有，假货可谓泛滥成灾、有愈演愈烈之势，令人防不胜防，百姓深受其害。回顾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全国震惊的“梅花K假药事件”；“齐二假药事件”；“欣弗”假药事件；“阜阳假奶粉事件”；“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后果：20多人致死、数百人被送进医院抢救；六名造假者被判处死刑）；“2003年云南元江假酒中毒事件”（后果：30多名假酒中毒患者，其中4名患者因中毒过深死亡）；“2002年台湾宜兰彰化等县假酒中毒事件”（后果：8人死亡，20多人中毒）；“台湾假米酒事件”（后果：十余名民众出现冒冷汗、眼睛暂时失明等症状）；“2005年剧毒敌敌畏茅台”；2004年“纯桂林米酒”毒人事件（后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酒贩子李久清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161635.5元。）；“2004年广州毒酒杀人事件”（后果：导致14人死亡、41人受伤，首犯程才明以销售有毒食品罪一审被判死刑，其余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3年到1年零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以及近期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致众多儿童患泌尿系统结石病）……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如果不允许“王海”们在上海打假，无疑是壮了造假卖假者的胆量，显然不利于约束规范商家，净化市场环境。就“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京生明确表示：《消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从立法程序来说，地方机构无权对法律中的“消费者”内涵和外延作出限制性解释，也就是说，上海市消费者协会或上海人大无权将知假买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除非全国人大作出此规定。另，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中，并没有“知假买假不受保护”的条款，此观点只是上海消协一位负责人的个人观点。董京生表示，任何一部地方性法律，都必须遵循基本法，也就是不能超出[1][2]《消法》的基本准则，《消法》规定除了购买商品用于投入再生产的不是消费者外，其他的都是。如果要更改《消法》中消费者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权利在全国人大，因此上海消协对“消费者”的解释不符合法律程序。其次，从消费动机对消费行为加以限制，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消费动机很难认定，而且也侵害了消费者的购买自由权；另外，从结果来看，如果真的不保护知假买假者，最终结果只是保护了制假售假者的利益，而受到损害的是依法经营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消费者。这种结果和立法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董京生由此推定，不论是否有人或有多少人提出这项动议，都不可能获得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行政机关纵有三头六臂，恐也力不能及。如此说来，“王海”们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仅不能将他们逐出上海，而且还必须加以重点保护；既要鼓励他们依法索赔，又要兑现承诺，进一步加大奖惩力度。只有将卖假者罚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老百姓才能买得放心，用得安心。［2］因此不保护“知假买假”实际上是变相护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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