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王胜宇(3)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存在的问题首先，《民法通则》对重大误解的相关立法并没有将表意人的主观状况纳入考虑的范围，缺失了法律应有的价值判断。
其次，《民法通则》对错误表示的规定欠缺规范，内容不全面不严谨。《民法通则》的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不能攘括错误表示的所有情形和全部内容。从内涵与外延上说，错误表示与误解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错误包含误解，误解仅是错误的一种形式，仅指意思表示的当事人之间对对方的意思表示产生了错误理解的情形，而错误还包括当事人的内心效果意思与其表示行为的客观实意不一致且当事人并不明知的各种情形。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对误解内容的规定也十分狭窄，仅限于对行为内容产生的重大误解，当然，虽然有司法解释将误解的内容扩大解释包括对行为性质的误解、对对方当事人的误解、对标的物品种质量规格的误解等的重大误解。但实践中存在的表示错误和《德国民法典》中的传达错误却因不能解释为“误解”而未能受到法律调整，从而成为立法上的一个盲点。
最后，我国民事法律对重大误解制度下无效或者撤销法律行为采取过错责任规则原则，也即是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因此如果当事人一方没有过失，则相对方的信赖损失将无法通过重大误解得到赔偿，并且，这也是对交易安全的巨大挑战。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1.明确当事人的主观态度在规制重大误解行为的成立及后果时，同时也需要考虑误解方的利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的保障。如果相对方是善意的，其基于对表意方的信赖而发生的合理成本支出与利益期待，其利益与交易安全则不得不进行考虑。同时民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也应当要求其承担疏忽或者无知的不利后果。总之，法律应当在规定重大误解的成立及效力时，应全面权衡各种价值，全面考虑表意人与相对人的主观态度，以寻求双方当事人利益以及交易安全价值的最佳平衡。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并没有规定表意人在行使撤销权时其主观过错问题，但是台湾和日本的民法典却规定了表意人的主观态度：台湾地区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过失，日本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重大过失。这种由单纯维护表意人意思自由到构建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平衡的立法理念的转变，反应了时代的需要。故我国可采取明确立法规定，限定表意人行使撤销时的主观态度为无过失或轻过失。
2.明确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完善重大误解构成的形态我国重大误解只相当于大陆法系意思表示错误中的内容错误，对于表达错误、传达错误等，并没有包括在内。以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于解释的过程中产生分歧与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予以明确，完善重大误解的构成形态。以满足重大误解制度理论和实践上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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