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完善/熊理思

论我国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完善/熊理思
　　　　　　　　　　　论我国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完善
　　　　　　　　　　　　　　　　　　——以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为视角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新增了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这一条文标志着律师保密特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正式确立。但目前法律对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及行使程序均缺乏具体规定。虽然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在英美法系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法律上由模糊到相对完备需要一个过程。下面笔者就这一新制度的法律完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一、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备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我国律师保密特权的确立具有划时代意义。条文设置上，它既从正面对辩护律师对“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的保密权予以肯定，又从反面对该特权作出限制性规定，将“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信息排除在保密特权之外。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中的律师保密特权显得过于单薄，诸多问题还待明确。

1．权利主体过于狭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实际上只规定了律师保密特权的一个方面——律师拒证权，但这只是律师保密特权的一个方面。在律师保密特权中，辩护律师首先对委托人有保密的义务，其次才对侦查、公诉、审判机关有拒证权。因此除了律师有拒证权，委托人也有权拒证或要求律师拒证。例如，在律师保密特权发源地的英美法中，律师保密特权被称为“律师——客户特权”，其权利主体是委托人，律师拒证权也是源于委托人。而在我国其权利主体却是律师，换句话说，如果律师放弃这一权利，委托人不愿意也无可奈何，这显然违背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立法初衷。

2．对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身份界定不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中的“执业活动”从什么时候起算，是从正式达成委托协议之时起算，还是从为委托而进行谈判之时起算？在此过程中，辩护律师聘请的律师助理、专业人士知悉相关情况的是否也享有保密特权？委托人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还包括可以代表他们的亲属？委托人为单位的，律师与单位中哪些人的交流属于保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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