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完善/熊理思(2)
3．受保护信息的范围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属于有权不予披露的信息。那么，委托人向辩护律师秘密提交的犯罪工具等物证是否也在此之列呢？再如，委托人向辩护律师作有罪陈述后又将该信息无意中说给第三人听的，是否还受保护呢？对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等方法增加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例外规定，以统一司法尺度。
4．特权的行使程序不明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对刑事诉讼法四十六条第二款进行了补充——“辩护律师向人民法院告知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实施、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立即转告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并为反映有关情况的辩护律师保密”，但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权利如何行使并无规定。缺乏程序规定将使权利形同虚设，因此必须对律师保密特权的行使程序予以明确。
5．特权的存在期限不明确。双方委托关系终止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过去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护？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委托人去世后其相关信息是否仍受保护？委托人为机构、组织的，该机构、组织解散后，他们之前的秘密交流是否仍受保护？
6．保密特权与其他条文冲突时的解决机制不明确。为保障律师保密特权不受侵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增加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的内容，同时废除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这些配套措施保障了律师保密特权的实施，也使诉讼法条文整体上保持和谐，但条文之间仍存在有冲突的地方。例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只规定律师对委托人或其他人准备或正在实施的某些严重犯罪有报告义务，而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这里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当然包括律师。因此一百零八条的举报范围已超越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告知范围，二者是存在一定冲突。法律上对如何解决辩护律师可能面临的两难境地尚待明确。
二、相关法律完善建议
1．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功能定位。价值基础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源泉。因此构建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其背负的功能定位。根据国际刑事司法精神，律师保密特权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而这种委托关系的基础就是相互信赖。这种信赖，是律师得以开展业务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二是阻止控诉方从辩护律师口中得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言词证据，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精神是一致的，律师保密特权彻底杜绝变相获得源自被告人的言词证据。虽然以上价值观与我国注重实体真实、打击犯罪的诉讼传统存在差异，但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挡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向对抗制和保护人权方向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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