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完善/熊理思(3)
2．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在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设置上，笔者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选择地借鉴美国法的成熟经验。首先，应将委托人纳入权利主体。既然律师保密特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那么他们更加有权拒绝披露或禁止他人披露与律师秘密交流的信息，而不应将这一权利止步于辩护律师。其次，保密信息的内容应包括委托关系成立前的法律服务谈判。这是因为，委托人向拟聘请的辩护律师诉说案情后最终却没有达成委托协议的情形常有发生，若将这部分交流信息排除在保密信息之外则会使寻求法律服务的谈判缺乏公平交易的基础。再次，该特权的期限应为永久。这不仅与国际惯例相符，也已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9条中有所体现。最后，还要丰富律师保密特权的例外性规定，以进一步明确该受保护信息的范围。例如可将物证、律师-客户关系形成前就已存在的书证、委托人明知不相干的第三人在场仍向律师所作的陈述、委托人自愿向第三人泄露的信息等排除在外。
3．应明确律师保密特权的适用程序。首先应当明确委托人、律师是这一特权的主体，然后当他人要求披露某一信息时，权利主体必须及时引用该特权，否则视为放弃。该特权可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予以引用。若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引用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得强制权利主体就保密内容作证，应待进入审理阶段后由法官作出是否属于保密范围的判断。
4．应明确法条冲突时的解决办法。鉴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含辩护律师在内的人的举报义务范围已超越第四十六条辩护律师特权的例外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调整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主要是考虑到现代法治精神对辩护关系、亲属关系等特殊信赖关系的保护与第一百零八条之间的争议性比较大，对其增加但书规定，给律师保密特权及刑事诉讼法日后的其他可能修改均留有了余地，有利于增强法条之间的兼容性，促进法律的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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