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红楼梦》中的相关法律/王其见
背景再定位
在从面上描述《红楼梦》的法律世界之前，有必要细究一下其背景时代到底是明是清。
清人谈迁谓“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是说清初立法并未真正贯彻“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指导思想，只简单抄袭《大明律集解附例》。尽管如此，历经四次大的修律活动，以及律文基本定型后的定期增修附例，清代的法律制度从照抄到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定特色。所以，为了能对红楼世界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法制认知，相较于“明清法制”的笼统说法，自以分而别之为宜。
判断红楼世界是明是清，或依“假托前朝，借古讽今”的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或依小说中人物的服饰、饮食、口语等，种种证据不一而足。这里仅就薛蟠系列杀人案，提出两点法制史上的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五级审制度。薛蟠杀张三一案，经太平县初审定性为过失杀人后，行文上报。在第九十一回中，薛蟠寄信给薛姨妈说明进度：“但昨日县里书办说，府里已经准详，想是我们的情到了。岂知府里详上去，道里反驳下来。”在第九十九回中，又有刑部题本，“据京营节度使咨称……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由县而府而道而节度而刑部，无疑是五级审制度，这是清朝在司法制度上分别于明朝的特色之一。至于以“道”指代“提刑按察使司”，以“节度”指代“总督巡抚”，正是“假托前朝”的小说家手法。
第二个证据是讼师状况。讼师兴起于明朝中下叶，他们精通法律条文，除了代人写状子外，在明末还可以到公堂上代人发言。有一些新上任的官员为此在书信中抱怨：两造讼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他简直不知该如何断案。
满清入关后，对讼师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尤以乾嘉期间为最。严治讼师定例禁止任何人代写状子或提供过堂建议，并将积惯讼师视为危害社会的重大犯罪来定罪量刑，“一切重罪悉以讼师当之”。薛蟠杀冯渊一案，未见讼师踪影；而薛蟠杀张三一案，讼师“好先生”也只是收银子出主意，不见捉刀代笔之举，更遑论代人发言了。这恰可作为间接证据，佐证第一个直接证据。
司法不分权
钱穆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有一结论，“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清代是满族的集体专政，以皇帝为权力行使代表。因一切权力皆可归结为皇帝这一符号，投射于其背后的满族政权，是以并无权力分立一说。在司法权外部，地方官尤其是州县官以行政兼理司法，司法权附属于行政权；在司法权内部，地方行政官员不仅要主持庭审和作出判决，还要主持勘查、讯问和缉捕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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