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大陆地区遗赠主体制度的立法完善/吴国平(5)
长期以来，我国继承法理论认为，受遗赠人死亡后，并不产生遗赠财产由受遗赠人的继承人承受的问题，即既不会发生代位遗赠，也不会发生转遗赠问题。理由在于受遗赠人的受遗赠权只能由受遗赠人自己享有而不得转让。这一理论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是不同的。{3}690而事实上，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对转遗赠问题已做出了初步的规定，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有了这方面的审判实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的规定，在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可以直接转移给其继承人享有。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确认。笔者建议：在修订我国《继承法》时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者，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归其继承人享有。当遗赠人在遗嘱中对遗赠作出特别的意思表示的，应从其意思。即遗赠人可以在遗嘱中指定受遗赠人死亡后，由受遗赠人的继承人或者他人接受遗赠。{4}346当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知道自己受遗赠，并从其知道自己受遗赠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接受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但还没有实际接受遗赠即死亡的，其生前如果在遗嘱中有明确指定转遗赠人的，则其指定的继承人享有转遗赠权。{5}165但是，如果受遗赠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由于其不知道受遗赠，也尚未表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这时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立法宗旨和保护公民财产继承权的基本原则，从尊重遗赠人的意愿和保护受遗赠人及其继承人利益出发，应当确认转遗赠的效力，该项权利应转归死亡的受遗赠人的继承人享有。这些都有待于未来在修订《继承法》时予以确认。
第二，关于受遗赠人的范围问题。按照我国《继承法》第16条第3款的规定，受遗赠人只能是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人不能作为受遗赠人。对于受遗赠人的范围是否应当扩大到继承人，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赞成受遗赠人的范围应当扩大到法定继承人。如陈苇教授等认为不宜限制受遗赠人须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6}402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继承法》以所指定的遗产继受人是否为法定继承人来区分遗嘱继承和遗赠是可取的。郭明瑞、张平华、刘春茂教授等主张受遗赠人只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国家、集体和自然人，其对遗产所继受只能是积极的财产利益，并不负担遗产债务的清偿责任，仅仅是在遗嘱执行人或继承人清偿了遗产债务后取得受遗赠财产（在遗产有剩余情况下）。主张我国未来《继承法》应坚持以继受遗产的内容和继受人与遗赠人的关系为双重标准来区分遗嘱继承与遗赠。{7}136{4}319{8}365梁慧星教授起草的《继承法修改草案》和杨立新、杨震教授主持起草的《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中都坚持了我国《继承法》“主体划分论”的立法模式。笔者也赞成我国《继承法》现行规定，主张不宜再“创造”新的模式，以免造成认识上和执行上的混乱。并且笔者还认为，现行《继承法》对遗嘱继承人与受遗赠人主体范围的划分很科学合理，在实践中执行得比较顺畅，不会造成混乱。因此，应当坚持现有规定，即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不能作为遗嘱继承人，而法定继承人也不能作为受遗赠人。遗嘱继承人限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其对遗产的继受属于权利义务的概括继受，遗嘱继承人须承担清偿遗产债务的义务，且在清偿债务、执行遗赠之后，如果遗产还有剩余，遗嘱继承人才能继承遗产。当然，遗嘱继承人对其遗产债务的清偿责任仅以其所接受的积极财产的价值或数额为限。这也符合我国《继承法》的立法精神。这样规定，对于梳理和明晰不同的继承法律关系，增强遗产执行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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