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科作为加重处罚依据的审查方法/刘静坤(3)
三、上诉法院对判例法的认识误区
上诉法院对泰勒等案件确立的判例法规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制定法如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可能包含单一的但比“典型”犯罪范围宽泛的犯罪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可以审查定罪的事实基础，即：通过查阅起诉书、陪审团指示和认罪答辩笔录等材料，确定究竟基于哪些事实对被告人作出定罪裁决。
这种做法将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审查变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审查，即：不再关注事实裁判者能否认定制定法有关犯罪的界定与“典型”犯罪符合，而是关注检察官的指控能否使事实裁判者作出上述认定。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的做法违背先例，与类型化方法的理论基础背道而驰。
该案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二是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三是具体审查方法的实践操作难度和公正性。
首先，从《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看，该法对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加重处罚，关注的重点是犯罪前科而非犯罪本身。从立法意图看，国会希望法院在量刑时仅仅关注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典型”犯罪，而不考虑犯罪前科的事实本身。上诉法院未能正确理解国会的立法意图，其审查起诉书或者认罪答辩笔录的目的不是为了审查前科犯罪的制定法依据，而是审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本身。德斯坎普并不是因为“典型”的入室盗窃罪而被定罪，因为加州刑法第459条对入室盗窃罪的规定并不要求非法侵入特定场所的要件。不能用假设的方法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典型”的犯罪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上诉法院的做法正是国会所努力避免的。
其次，就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有关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而言，对于加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必须由陪审团基于证据作出认定，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就属于此类量刑事实。因此，法院在量刑时不能认定与犯罪前科相关的事实，因为这属于陪审团的职权范围。该案中，上诉法院实际上基于自身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调查和认定而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这与宪法原则存在冲突。
最后，上诉法院的做法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而且可能导致不公正。认罪答辩记录或者起诉书中的相关事实并非定罪所必须，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通常并不确定，而且被告人通常不会对非构成要件事实进行抗辩。本案中，德斯坎普就可能会认为相关事实与定罪无关而默认了检察官的主张。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当时的沉默会在将来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此外，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放弃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是为了换得较轻的指控，如果这被视为被告人对较重罪行的认可，并据此对其加重处罚，将导致对被告人的不公正，而且有违辩诉交易的制度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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