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消法》第55条惩罚性赔偿条款/郑志峰
2013年10月25日通过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受到人们的关注，如其中“网购七天无条件退货”、“电器产品举证责任的倒置”等都是消法历史上的首次规定，而其中第55条惩罚性赔偿条款同样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形式上，《新消法》第55条是继《侵权责任法》第47条之后，第二个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词眼的条文，这进一步确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侵权责任体系中的地位；其二、从内容上说，《新消法》第55条包括2款规定，第1款规定是对《旧消法》第49条双倍赔偿的扬弃，变双倍赔偿为三倍，并以五百元为兜底赔偿，加重了对经营者欺诈情形的惩罚力度，而第2款则是对《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确认和进一步解释，有利于明确后者的适用。
惩罚性赔偿制度无疑是现代侵权责任法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尽管早在罗马法时代，就有惩罚性赔偿的影子，《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18—22条分别就利息超过一分的放高利贷者、不忠实的受寄人、侵吞被监护人财产的监护人、虚报土地面积的出卖人等，分别作出了予以4倍罚金、加倍罚金等规定。但近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国，其后在美国法中得以完善发展起来。我国很早就规定了惩罚性赔偿，1993年的《旧消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第一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而随后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9条和第14条第2款都相继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47条更是第一次使用了“惩罚性赔偿”词眼，宣告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次《新消法》出台，第55条则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第47条这种形式理性，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词眼。
传统的侵权责任法建立在主体人格平等的理论基础之上，以过错来限制侵权责任法的适用，个人行为自由和矫正正义成为其价值中心，填补性损害赔偿自然就成为主要的责任形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抽象人格平等受到猛烈批评，人们开始关注具体人格的差别，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而实现中，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普遍发生，使得侵权责任法不得不对其价值定位进行重视审视，以填补性赔偿为主的责任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侵权责任法的诉求，惩罚性赔偿制度渐渐成为侵权责任法责任方式的中一员。
惩罚性赔偿制度相比传统的填补性损害赔偿，有其独特的优势。其一、补偿功能，传统的损害赔偿以填补损害为目的，但却并不能真正实现补偿受害人的目的，在损害发生之时，法官在判决赔偿数额之时，“往往会打上折扣，又考虑赔偿金支付的时间折旧问题”，受害人拿到手的赔偿金与损害差距甚大。而在受害人死亡或健康严重受损之时，受害人的损失更是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填补的，比较而言，惩罚性赔偿制度则能更好实现这一功能，给予受害人以充分的补偿，填补受害人的损害。其二、惩罚功能，这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相比填补性赔偿制度最大的特点。在适用惩罚性赔偿之时，侵权人付出的往往是一般侵权赔偿数额的几倍甚至更多，这使得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威慑功能巨大，当然惩罚性赔偿适用也仅仅是针对侵权人恶意侵权造成严重后果才适用，但这种惩罚性力度是必须的。如在2003年11月1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陪审团，在阿拉巴马州诉艾佛森石油公司欺诈案中，裁决被告支付6800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金，外加118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陪审团做出如此天价赔偿的理由也很简单，认为像艾佛森石油公司这样的大集团，如果不如此判决根本不能起到惩罚的作用。其三、预防功能，尽管传统的损害赔偿也有一定的预防功能，但是其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产品质量、环境侵权频频出现的今天，侵权者所获利益与付出的侵权成本不成正比，两者之间巨大的剪刀差成为侵权者不断出现的内在利益动力，不剥夺此剪刀差难以达到真正预防之目的，惩罚性赔偿正好能达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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