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发展/李晓庆(2)
由于不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二者的法律性质与使用原则基本一致。
2、大陆法系国家
大陆法系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认为国家侵权赔偿与民事赔偿不同，是一种独立的赔偿制度，应适用不同的赔偿规则。因此民事赔偿领域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则不能直接适用于国家赔偿领域，要经过一个“采纳”或“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法院的司法判例或者立法机关的专门立法来完成的，在法国则主要通过判例来完成，在德国则主要通过立法来完成。
一般认为，法国1873年的布朗哥案件，标志着民事赔偿与国家赔偿的分离。法国行政法院建立初期，行政赔偿范围仅限于受害人能以金钱衡量的物质损失，由于精神损害本身的无形性导致其不能用金钱予以衡量，故在法国行政法院成立早期不能判决行政主体赔偿精神损害。在此后的时间里，法国行政法院逐渐改变了对精神损害能否予以国家赔偿的看法，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确认了行政机关不仅对某些产生物质后果的精神损害付赔偿责任，而且对那些虽然不产生物质后果，但造成受害人严重精神损害的或者破坏个人尊严以及宗教信仰的损害，也判决行政主体予以赔偿。
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规定：“在侵害身体或健康，或剥夺自由之情形，被害人对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当请求相当之金额。”这被认为是西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标志，对其后很多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了影响。由于德国没有《国家赔偿法》，不存在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区别，在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领域采用民事立法以及国家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种例外。
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国家或公共团体之损害赔偿责任，除前三条之规定外，以民法之规定”，换言之，日本的国家赔偿法在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的情况下，准用民事立法关于侵权赔偿的有关规定。而其《民法典》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所以说在日本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存在的。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国家赔偿性质上的分歧，并没有导致他们在国家赔偿范围上有什么重大的区别，精神损害赔偿均属于他们的国家赔偿之列。
（二）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也经历了由否认到支持，由民法领域到国家赔偿法领域的转变过程。
中国古代社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更不要说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了，我国古代只存在关于精神利益保护的零散规定。公元前11世纪，西周的刑法罪名就有“邦诬罪”一词，“诬”即以无为有也，这里的诬告显然构成了对他人的人格权（名誉权）的侵害。到秦朝，法律规定“诽谤者族”，甚至“腹诽”也构成死罪。汉朝法律规定“诬告反坐”的处罚。唐、元、明、清的法律在精神损害方面亦规定，犯诬告的赎铜入被害人之家。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出现在《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之中，以至正式通过《民国民法》，才建立了完备的制度，《民国民法》首先在总则编中规定了第180条：“人格权受侵害时，待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时，得防止之前情形；以法律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和抚慰金。” 和民国民法的第194条和195条相互照应，完整的体现了现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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