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侠的法文化分析/吴荣鹏
据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汉书·游侠传》记载，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群人，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不务农事，常以自身掌握的技艺、武功劫富济贫、扶危助困，或者为了个人私利，目无法纪，快意恩仇。人们将这一群体称之为“游侠”，如史料中记载的汉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从社会背景来看，游侠多产生于社会在财产、政治、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和其他制度化方式得到纠正的时期。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并不是因为在秦代之前的游侠没有留下资料，而是因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还没有那么极度地兴盛起来，到了战国时期游侠才渐渐兴起并活跃于秦及汉的早期。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社会动荡，国家权威荡然无存，社会秩序严重不公，各诸侯国内也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力服人，当权者赢，失权者亡。无论贵族还是百姓遇到了冤屈和不公，极少能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伸张，失势者往往求助于游侠的力量来实现复仇和复兴。即使是得势的权臣和诸侯，为了不被政治对手和敌国压倒，也竞相多多养士，抬高地位，壮大自己。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概莫能外。游侠的出现，正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开头数句所强烈暗示的一样，是作为对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汉代逐渐稳定之后，尤其是汉武帝采取加强整个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以后，游侠的社会作用逐渐走向消退，因为国家的力量强大起来，客观上已经不需要游侠这种社会力量来干扰国家执行法制，同时又受到王权的打击，于是在后来的正史当中，除了《汉书·游侠传》外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这样的记载了。
游侠的精神内核，具有双面的特性。既包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包括只讲私人恩怨，随意杀人；既包括讲求独立平等人格、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与伦理秩序，也包括与权贵勾结，渔利一方，甚至转化为流氓、盗匪；既包括恃胆气而轻生死的强烈英雄色彩，也包括接受招安的无奈归宿。因而，历史上对游侠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肯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和惋惜，对游侠是持一个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是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则对游侠持贬斥态度，他认为游侠之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由此可以看出班固所持的态度和司马迁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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