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孙宏涛

保险法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孙宏涛(10)
[13]参见马力：《论保险合同的有利解释原则》，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4]前引[2]Jeffrey W. Stempel文。
[15]K. Abraham, Distributing Risk :Insurance , Legal Theory, and Pubic Poli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p. 122—123. .
[16]参见陈百灵：《论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
[17]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1—12页。
[18]参见孙宏涛：《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探析》，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
[19]前引[2]Robert E Keeton文，pp. 963—975.
[20]在美国，有学者认为，在保险合同解释中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以及保险业的“准公众商业性”。许多美国法院也认为，保险合同中附加了公共利益，有必要进行司法干预。此外，一些法院还采纳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即彻底否认保险合同的私法属性，并认为保险合同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公共利益，因此，有必要强化对保险公司的监管。See Slawson,Standard Form Contracts and Democratic Control of Lawmaking Power, Harvard Law Review, 1971，v. 84, p. 529；前引[15],p. 109.
[21]参见黄求新：《浅析“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载《科技与法律》2007年第4期。
[22]参见覃有土：《保险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23]前引[7]，第356页。
[24]参见张燕：《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兼谈对〈保险法〉第30条的理解和适用》，载《法治论丛》2002年第3期。
[25]正如英国保险法学者Clark所指出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是可以借助的排在第二顺位的解释原则，只有在采取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形下才可以采用该原则。See Malcolm A Clarke, 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 （6th edition），Inform UK Ltd，2009, pp.457—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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