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孙宏涛(3)
3．附和契约说。对争议保险条款作不利解释的原因在于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事实上，不论投保单、保险单还是保险凭证，其条款大部分都是由保险人自己拟定的，在拟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其内容多对自身有利，并已实现了格式化。由此，投保人在签订合同时，对上述条款之内容只能表示“要么接受，要么走开（take it or leave it） ”，实无讨价还价之余地。[11]在这种情形下，所谓契约自由原则完全流于形式，既然投保人对于契约内容之商定自由已被剥夺，则当保险契约条款之用语有疑义时，自然应作不利于条款拟定人之解释。正如Bradley教授所言，保险公司是最终决定保险条款内容的主体，在保险条款发生疑义时，要求被保险人来承担条款疑义的不利后果违反了公平原则，因此，应当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条款含义模糊的不利后果。[12]
4．利益衡量说。在二战后的自由法学运动中，利益法学派提出了利益衡量论，他们认为，法官应摆脱机械逻辑规则的束缚，探求衡量各种利益并为之取舍，在有许多解释的可能性时，法官应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探求于今日之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根据此观点，在对保险条款进行解释时，也应充分衡量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的利益，虽然争议的缘由和争议的内容不一定就在保险人一方，但衡量利益时应针对作为弱者一方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加以强调而予以特殊保护。[13]
5．成本分析说，该说认为，当保险条款用语有歧义或者模糊时，如果无法按照通常理解进行解释，法院应按照不利于条款拟定人的方式解释保险合同，这样可以督促保险条款拟定人在使用相关词语的时候更加细心和谨慎，并确保保险合同条款的含义更加精确与明晰，以此减少纠纷的发生，并进而节约诉讼资源。[14]
6．风险高效分散说。Abraham教授认为，由于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经遭受了现实损害，根据“深口袋理论”，法官应当看到保险公司更有能力承担上述损失并借助保险基金高效地将上述损失转移给成千上万的被保险人。事实上，许多法官也认为，在风险分散上，遵循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确实比仅仅局限于保险条款的具体用语更为高效。[15]
7．合理期待说。合理期待原则是保险法在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时所采用的最新原则，该原则是指当保险合同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的解释发生争议之时，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合同缔约目的的合理期待为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16]在保险业发展的初期，保险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对平等的谈判力量，例如早期的劳合社保险，保险人在劳合社咖啡店寻找投保人，兜售保险，双方谈判的时间充足，同时因为交易类型简单，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容易有清晰的了解。[17]但时至今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保险人承保的风险千变万化，其每天签订的保险合同数以万计，这就决定了保险合同不得不进行技术化、定型化和标准化的处理，保险合同成为格式合同是保险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保险合同的格式化又促成了保险合同术语的专业化，而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对保险人极为有利。所以，当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专业理解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存在差距时，应遵循“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原则，按照有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方式来处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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