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供述排除问题研究/闫召华(3)
重复供述的排除属于供述排除法则的当然内容，因此，供述排除法则的理论基础也必然是排除重复供述的正当理由。在排除重复供述时法院同样需要遵循供述排除的根本尺度，即重复供述的作出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之前非法取供手段的强迫？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非法取供手段是否导致了重复供述虚假的风险？上述手段对被追诉者权益的损害到了何种严重程度？排除重复供述是否能起到吓阻违法的效果？采用重复供述是否会影响审判公正？然而，重复供述的排除亦有其特殊性。一般而言，重复供述的获取程序本身并没有违反法律，甚至在表面上也是由被追诉者自愿作出的。排除重复供述的直接根据最终落脚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及据其获取的供述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只要重复供述受到了先前违法讯问行为及先前供述的影响，从而符合了供述排除的根本标准，该重复供述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论上而言，上述影响显而易见。刑讯等非法取供手段极有可能对被追诉者的心理带来持续性的压力，加重在随后的讯问中被追诉者的焦虑和恐惧，甚至导致其患上“创伤后的应激障碍”{7}。在这些心理障碍之下，被追诉者不会轻易推翻已经作出的有罪供述。而一次认罪也会使被追诉者相信“天机已经泄露”，从而放弃在之后的讯问中争辩的权利，而且，有些讯问者也可能在之后的讯问中利用先前的有罪供述。当然，先前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影响可能会因为特定的原因而出现中断，这也决定了并非非法取供之后所有的重复供述都需要排除。
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和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及德国的“长远效力”理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的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美国案中最早提出了“毒树之果”原理：如果第一手证据是非法搜集的，任何来源于此的第二手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第一手证据受到了“污染”，是“毒树”，因此，不能被用作获取其它证据的途径。[2]德国学界也存在与“毒树之果”类似的“长远效力”或“放射效力”理论，认为非法取供手段具有长远效力，因而，从非法获得的信息中衍生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除非透过合法的行为亦可以取得同一证据{8}。但是，该理论对德国刑事司法实践影响较小。显然，“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理论都看到了非法取证手段对第二手证据的影响，甚至也都承认真正的“毒树”是非法取证手段，在这一点上和排除重复供述的理论根据是相通的。然而，与之不同的是，适用“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原理有一个必要条件，即通过非法取证手段获得的第一手证据和第二手证据之间具有派生性，正因如此，“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又被称为派生证据理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罕见的两个排除派生证据的案件中强调，只有当派生证据直接以非法获取的第一手证据为基础时，“才成立长远之效力”。[3]而在排除重复供述的情形中，非法取供手段、第一次供述与重复供述的关系较为复杂。重复供述的作出既可能出于受到先前非法取供手段的直接影响，如无辜者受到一次刑讯后作出内容迥异的多次有罪供述；也可能直接形成于第一次有罪供述，如警察利用第一次有罪供述获取了嫌疑人的进一步供述，还有可能以上两种情形兼而有之（如下图所示）。但只有具备第二种情形时，才适合用派生证据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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