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黄旭(3)
三、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结合运用
“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刑法时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时间效力主要解决的是刑法在何时生效、在何时失效以及对其生效前的行为有无追溯效力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预见其行为后果，对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原则上不能对该行为有效。但如果法律发生变更时，考虑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从旧兼从轻”原则概述
1、“从旧兼从轻”原则体现了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禁止事后法”的要求，这里的禁止事后法并非禁止所有的事后法，而是禁止事后重法溯及既往，这也是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体现。
2、“从旧兼从轻”原则首先要考虑的是适用旧法及行为时的法律规定，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做出相应的行为，对于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行为人没有预测义务。若法律强行以行为后的法律要求行为人，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强人所难，因此我国刑事法上要求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
3、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进与完善，因此法律会经常发生变动。当新旧法规定不同时，我国的做法是适用新法的基本条件是其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犯罪，这表明“从旧兼从轻”原则最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所以，如果新旧法对某行为的定性处罚不一致，就看何者对被告人有利，处罚轻重的比较应当以法定刑轻重为依据。
（二）“从旧兼从轻”原则在死缓犯减刑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死缓犯予以普遍限制减刑，同时对九类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的严格规定，旨在严厉打击和惩治此类犯罪分子。但我国刑法除了保护国家和公民法益的功能外，还有保障人权的功能，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权。虽然这类人犯有严重的罪行，但他们同样拥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人权功能也是区分现代刑法、民主刑法与传统刑法、专制刑法的标志。“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是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考虑而产生的原则，因此二者有一定的共通性，对于死缓犯减刑制度来说，同样也要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在司法实务中，有两种情况需要二者结合适用，具体内容如下： 1、针对继续犯和连续犯的适用 如果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持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继续状态的，或者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连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连续状态的，对于这两类跨法犯，新旧法都认为是犯罪的，适用新法，即使新法处罚较重，也要适用新法，但在量刑上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施行，因此跨法累犯需要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若犯有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类重罪，从2011年5月1日前持续或者连续到2011年5月1日后，应适用限制减刑的规定，根据执行刑期期间重大立功的有无，经过减刑后实际执行不少于27年和22年的刑期；对于一般死缓犯，若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应适用新法“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规定，而并非之前的“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从而加大惩罚力度，对重罪罪行予以更为严厉的打击。 2、新旧法对行为定性分歧时的适用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在当时的法律看来不是犯罪，但是行为持续或者连续到新法生效以后，且新法认为该行为是犯罪的，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新法生效之后的该部分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新法生效前的行为则不作为犯罪处理。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制度，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从限制减刑以及提高死刑缓期执行之后的最低服刑年限的角度，实质上加重了处罚，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限制减刑违反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因此对生效前的犯罪行为原则不应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溯及既往，更能体现“从旧兼从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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