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讯问的法律规制/郑曦
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是在党的重要决议性文件中首次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意味着将人权保障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在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即要求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讯问依法进行，凡是以侵犯被讯问人基本人权的非法讯问行为所取得的口供应被排除而不得作为给其定罪量刑的证据。这也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而提出的“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所强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已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予排除，由此排除刑讯逼供所得的有罪供述已经成为法律的明确要求。对于常规肉刑式的刑讯逼供的否定已经是人们的共同认识，刑诉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也有排除由此获得的供述的具体规定。但对由其他类型的变相刑讯而取得的供述如何处理，尤其是面对实践中极为常见的疲劳讯问问题时，现有法律出现了明显的疏漏。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后进行的讯问可以持续的具体时间均未加规定，仅对传唤或拘传后进行讯问的持续时间做了一般不超过12小时、特殊情况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然而实践中长时间的讯问往往是在被追诉人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后进行的，而法律对于羁押后的讯问持续时长没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于是侦查人员以“连续作战”的方式进行持续讯问似乎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辩方要求排除由连续的疲劳讯问而取得的口供的主张也因为缺乏法律条文上的明确依据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看，对于被追诉人被羁押情况下的讯问时长进行明确限制是常见的做法。在美国，尽管联邦最高法院是通过同时考虑被讯问人的个体情况如年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以及讯问的客观情况如讯问方式、讯问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按照“整体环境”标准进行个案审查以确定自白是否具有任意性的，讯问的持续时间长短只是作为考量因素之一，但大法官们还是曾通过判例给讯问持续时长安上了“紧箍咒”。早在1944年的阿什克拉夫诉田纳西案中，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36个小时的连续讯问，其间未给予其必要的睡眠和休息时间，联邦最高法院遂判定由此取得的有罪供述是非自愿做出的，从而排除了该供述。十五年后，在1959年的斯帕诺诉纽约案中，一名在外国出生、受教育程度不高、无先前犯罪记录的犯罪嫌疑人受到了长达8个小时无休止的连续讯问并最终做出了有罪供述，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其供述是在控方的强大压力和疲劳的综合作用下做出的，因而并不具有自愿性，倘若不将其排除则将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1961年的罗杰斯诉里奇蒙德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判定，若讯问期间讯问人有威胁被讯问人的行为，则即便是6个小时连续讯问后做出的供述也不具有可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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