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合同解除/王永刚(3)
四、司法实践中涉及的难点探讨
笔者针对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合同解除时间以及情势变更的适用，做一粗浅探讨。
1、诉讼解除合同生效时间的起算。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立法例，原经济合同法采判决解除主义，即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合同自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生效之日起解除，而现行合同法采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对原经济合同法中的判决解除主义予以修正，采通知解除主义。这就导致理论和实务对合同何时解除发生争议。而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又涉及到合同解除后当事人请求赔偿损失的起算时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对此分秒必争。目前理论与实务界对诉讼解除合同的生效时间如何认定也存在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依照《合同法》第96关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之精神，法院在向合同解除相对方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时合同解除。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法院向合同解除相对方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时并不能发生合同即时解除的效果，应以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合同解除。因为合同解除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法院尚未作出认定，如第一种观点认定解除时间会影响法院对合同解除的实质审查以及审判的权威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二庭在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和相关讲话中均明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合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符合形成权的性质，第二种观点更契合审判实际。前述二种观点各有取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有明确表态，但并未上升至法律层面，也希望相关的司法解释能尽早出台，以免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出现。
2、第三人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该问题的提出对解决既不符约定解除条件也不符法定解除条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合同履行不能状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体到个案而言，因当事人在合同中对第三人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情形的后果无设计，故不符合约定解除条件；虽然法定解除中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条款（《合同法》第94条第一款第（五）项），但该条要求适用时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而目前此类明文法律并不多见。因此，在实务中则有第三人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能否适用《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来解除合同的争议。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笔者认为，第三人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并非当事人所完全不能预见，从此角度而言，合同当事人有一定的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必须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因程序繁琐、认定慎重，故在审判实务中不轻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来解除合同。然而，第三人原因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若继续维持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明显不公，现受损失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法院从减少当事人损失的角度出发应予准许。虽然此类案件并非依据“情势变更”原则下判，但实际处理效果是一致的。然这样的处理结果仍未能解决问题提出之初的疑问，即对既不符约定解除也不符法定解除的条件但已经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法院如何处理的问题。若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驳回当事人诉请，则植物人型合同继续存在，当事人必然遭受损失；若为减少当事人损失判决解除合同，则法院可能陷入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指责。建议能否对《合同法》第94条第一款第（五）项做扩大解释，即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他情形，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合同解除实质条件的均可据此下判，或者适当放宽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程序限制，以求最大程度减少当事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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