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及完善/韦京辰(2)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管辖受理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除了法律、法规的特别规定外，法院不受理侵犯其他的权利的行政行为。”[2]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中的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在诉讼中，如果只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予以规定，而忽视对其他权利的规定保护，则会造成公民的其他权利得不到保护。也即当公民的其他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时，却不能寻求司法救济，得不到司法救济的保护，不利于更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在审查行为上法院只审查外部行政行为，而不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行政诉讼法在行为审查的规定上，同样的对行政行为的范围作了规定，即只审查外部的行政行为，而不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内部行政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具有人事性质的，也即行政机关对内部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业务、表现等情况下的奖惩、任免等决定；还有一种是涉及工作性质上的行为，比如说上级公务员领导对下级公务员发布的批示、命令或是对下级的报告的审查、批准等。”[3]两类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上也有差别。第一类具有人事性质的行为，虽然不直接涉及相对人的利害关系，但是却牵涉到了行政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利益问题；第二类具有内部工作性质的行为，几乎完全不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我国司法领域完全排除了对内部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不利于保护由于其内部的决定而侵犯到的公民的利益，因为在实践中，在很多情况之下，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内部行政行为和其所做的外部行政行为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有些内部行政行为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如果简单的把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将可能会导致一些涉及内部行政行为的外部行政行为或是涉及外部行政行为的内部行政行为被排除，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程序。比如说，2002年重庆邮电学校的两名同学因为偷吃禁果而导致怀孕，随后学校给予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同年底，由于两名同学不服学校勒令退学的处分，便向该市南岸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撤销学校的决定，但是这两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随后，两人便向该市一中院提起上诉，但是该市一中院经过审理之后，以重庆邮电学院对两名同学的处分属于法律、法规、规章所授权的内部行政行为，而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为由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这个案件从实践说明了法院对有些内部行政行为不进行审查，就会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因此，在实践中应该适当增加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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