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刑事司法赔偿若干问题探析/王学庆(7)
（一）赔偿的范围过窄，赔偿的标准过低
以陕西麻旦旦案为例：该案的基本情况是：2001年1月8日，陕西省泾阳公安局蒋路派出所干警以涉嫌卖淫为由，将19岁的农家女麻旦旦传唤至派出所，审讯23个小时后，又以“嫖娼”为由对其做出行政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裁决。麻旦旦不服，向咸阳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竟两次要求其到医院作处女膜检查，但结果证明其仍为处女。后麻旦旦诉至法院要求国家赔偿，经过了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判赔74.66元，而对麻旦旦要求的500万精神损害赔偿予以驳回。一个少女被以“嫖娼”的荒唐理由无辜限制人身自由达2天之久，还被迫以处女膜检查这一有损人格尊严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到头来却只获得了区区74.66元的赔偿金！但是，法院这一判决却是依法作出的。因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6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2000年我国职工每日平均工资为37.33元，麻旦旦被限制2天人身自由，所以只需赔偿其74.66元。因此，麻旦旦悲剧的根源在于《国家赔偿法》本身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拒绝。从麻旦旦案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70多元的赔偿金都根本不可能抚慰受害人心灵和精神上的巨大创伤。该案也表明，我国采取的抚慰性赔偿标准已不利于公民基本人权—人身权的有效保护。
另外，在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没有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这不利于受害人受损利益的维护。
（二）赔偿程序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的国家赔偿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这意味着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是以侵权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为衡量标准的。这里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由谁来确认侵权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从程序正当的角度讲，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但是，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违法”是要由赔偿义务机关来确认的。而实践中，侵权机关一般即为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这显然违反了公正原则，是不利于受害人求偿的。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所说，将司法机关对自身违法行为的确认，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前置程序，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也是国家赔偿实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虽然，国家赔偿法为受害人实现行政赔偿提供了两条途径，即受害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也就是说，受害人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要求赔偿，但由于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于狭窄，使得一些行政赔偿案件不能直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受害人仍需先向侵权机关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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