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李晓兵(23)
另外，从制宪者的最初的设计来看，即便是出于对议会权力的控制，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合宪性审查问题，但是从1958年宪法文本的规定来看，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主要还是程序性的和形式上的审查。比如，除了上述的审查内容之外，宪法在第61条第2款还规定了对普通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在第54条规定了对条约的合宪性的审查。但是制宪者没有对宪法序言中所重新确认的1789年人权宣言以及1946年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予以明确。当然，也没有像1946年宪法一样将其审查依据明确地限制为序言之外的条款，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法国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于宪法序言的效力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没有最终的定论，制宪者在这一问题上也不可能走得太远，于是便以默示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回避，其实是表达了不希望宪法委员会以此为依据来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意愿，因为如果诉诸于人权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则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实质性审查。事实上，从宪法委员会其后的实践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宪法委员会一直保持克制，不做实质性审查，并把这样的做法看作是制宪者的基本意图。一直等到制宪者们都次第地淡出了法国政坛，甚至故去之后，宪法委员会才真正地有了“第二次诞生”的机会——借助于宪法序言来实施合宪性审查，进而实现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宪法委员会对于公民权利和自由保障的考虑，这个在前文中介绍阿尔及利亚事件的时候没有展开论述。事实上，阿尔及利亚战争对于法国当代历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作为制宪的直接诱因，制宪者也摆脱不了它的影响，因此，它是探讨制宪者的意图和出发点的重要背景材料。François Luchaire就认为，法国在制宪的时候正在纠缠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而戴高乐宣布还要持续四年，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立法者通过一些明显对自由不利的措施，制宪者可能担心对自由的宪法保障对于结束战争的努力来说则是构成了一种羁绊。[109]因此，从制宪者当时主要的关注点来看，不可否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的重要价值，但是要让宪法委员会主要地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使命并不是制宪者最初的想法。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宪法委员会在1958年宪法制定过程中被视为实现理性化的议会制度的一种附属设计，一种防止议会侵入行政立法保留领域的制度保障，但是不管怎么样，宪法委员会一旦得以建立，其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就不能完全依赖制宪者的设想。有学者就认为，宪法条文的庄重并不能让我们忘记制宪者对该建立的机构作出一个清晰介绍的犹豫和困难。因此，应该回忆一下宪法委员会创建的条件并分析一下1958年的制宪者们对这样的一个机构所持有的不确定的想法。就如同发生的那样，惊讶于他们的大胆，制宪者们并不知道如何对待宪法委员会的创立，它们的犹豫既体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宪法委员会的概念上，也体现在这个新机构的组织上。[110]其实正是在这种犹豫和含糊的表达中，宪法委员会也获得了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其未来的角色是由其自身来把握和决定的，宪法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的创造性就是在这种没有禁止的规定中逐渐地孕育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宪法委员会在其后的宪法实践中逐渐地实现了对议会立法权保障的回归，这意味着其超越了1958年宪法关于第34条和第37条的规定，另一方面，它也逐渐地实现了从权力监督人到权利保障人的嬗变，特别是宪法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把握了基本的主线，将自制与能动相结合，在推动法律秩序宪法化的同时，也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宪法权威，并跻身共和国重要国家机关行列。[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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