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孙笑侠(34)
[65]我们最近政治生活中倡导的“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正是在“法律人的思维”意义和功能上提出的。我们也可以说，通过法律思维治国理政的实证例子，在一些国家早已有实践了。
[66]（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65、67。
[67]同上注，页81。
[68]同上注，页67。
[69]“他们在法学和分析上的努力使得职业活动智识化了”等。同上注，页65—67。
[70]同上注，页65、67。
[71]“法律职业的训练和背景越是多样化，就越不可能在重要的法律问题上达成共识”。同上注，页67。
[72]但波斯纳并没有承认，法律职业已出现向非职业化发展的信号。同上注，页74。
[73]吴经熊评价霍姆斯时，将其与莎士比亚作比较，他说“像莎士比亚一样，霍姆斯是一个对世界的哲学的深思者，对他来说宇宙是无限的，……他们在寻常中发现了深刻意义，在貌似庄严中发现了平常；他们分裂得如此深，以致可以统一。……他们是如此的具有原创性……”（参见吴经熊，见前注〔3〕，页145）。
[74]波斯纳，见前注〔66〕，页127。
[75]拉伦茨，见前注〔15〕，页77。
[76]波斯纳，见前注〔66〕，页230。
[77]参见Donald Black, Supra note 4，at 288.同时卢曼把布莱克的观点整理成表格，参见Niklas Luhmann,Supra note 4，at 457.
[78]（美）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99—100。
[79]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我们的法官必须成为哲学家吗？他们能成为哲学家吗？”，傅蔚冈、周卓华译，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5辑：“法律思想与人文语境”研究专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8。
[80]拉德布鲁赫，见前注〔2〕，页102。
[81]季卫东在这篇文章中对这种二元思维模式作了详细的梳理（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90—92）。
[82]详见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页9—17。
[83]孙笑侠：“论行业法”，《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
[84]季卫东为此归纳了四种：一是通过经验科学检验和加强，二是通过各种价值判断进行科学的理由论证和交换计算（如“利益衡量论”），三是来自德国的“法律学的解释学”，四是主体与主体的“交涉滴水穿石的立场”（参见季卫东，见前注〔81〕，页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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