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对司法问题的思考/崔永东(3)
管子还说：“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刑罚适用不当，即使杀人再多也不能禁止犯罪。只有以公心定罪量刑，才能使受刑者无怨气。“行法不道”即从事司法活动不公道，民众就不会顺从。
《管子·君臣下》又言：“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倍”通“背”，“道”指公道。句意谓君主违背公道，舍弃公法，任凭私意主宰司法，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的混乱。作者对“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的君主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枉法而从私”的行为导致司法不公，而“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
“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这对执掌司法权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棒喝。“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这是说，先王治理国家，不逞其思虑于法律之外，也不在法律之内行其恩惠，其行为无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做到了禁止罪过而不受私意干涉。
《管子·明法解》云：“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这一带有结论性的认识强调了如下几点：（1）法律的实施不容私意干扰，因为私意是妨害公正的；（2）私意左右司法会破坏法治，导致国家的混乱；（3）君主不可因个人好恶来决定刑罚；（4）君主坚持法治原则，法律至高无上，在司法上强调依法论罪。上述看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教”、“刑”兼备说
“教”是指教化而言，《管子》中的教化既指道德教化，也包括法律教育。“刑”指刑罚。根据管子的观点，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教化与刑罚必须兼备，它们是治国的两种手段，两个抓手，君主两手都要抓，都要硬。教化权与刑罚权（即司法权）是国家的两项重要政治权力，君主要坐稳江山就不能顾此失彼，教化与刑罚缺一不可，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辅助的关系。
对道德教化的强调是管子有别于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晋秦法家的地方，在法家内部可谓特色鲜明，反映了齐国法家兼采儒家等各派学说的包容精神。《管子》首篇《牧民》中就提出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项基本原则）的名论，认为四项原则缺一不可：“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强调“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上述言论说明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道德或道德教化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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