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判词中的说理论证/张建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吏学指南》云：“剖决是非，著于案牍，曰判。”判而成文称为“判牍”，其文词称为“判词”。古时为官，少不了判案司法。拍案司法就要起草判词，这是与功名攸关的实用之学，为官的基本功夫。若是实在写不好判词，就只好借重师爷，反正不能案子审完装聋作哑了事。师爷者，懂得刑名律例之读书人也，学名是“幕宾”或“幕客”。
古时判词似无程式要求，但功能特定，总要将官员的判断形诸文墨。古人下判，舞文弄墨，有时过重言辞文笔，读来满眼花团锦簇，让人目迷五色。不过，也有不少判词重在将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今之所谓“说理论证”者也。古人判决案件如何说理论证，令人好奇。我们不妨取样若干，近距离观察一番，也许对于我们当下的判决书说理论证有所启发也未可知。
揭示裁判者的心证形成过程
裁判者心证的形成，建立在证据和事实基础之上。判决书对于证据和事实，不应简单加以罗列而不揭示这些证据和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所谓“说理论证”，应当以证据为依据加以推论，从而形成认定的事实。易言之，判决之说理论证，表现为对于裁判者心证形成过程的阐述。
清初名臣于成龙曾审理一起“强奸”案件，于成龙审理认为此案实为“通奸”，乃写成一判牍，对自己的判断细加剖析，进行论证。此案之案情是：孙祥祥之女孙桂宝与孙和顺通奸。孙和顺是开绸缎铺的，自然是有些钱财，故能每月补贴孙桂宝二十贯钱。孙祥祥贪图钱财，便眼睁眼闭佯装不知。不料一来二去孙桂宝怀上身孕，分娩在即，再装聋作哑已不可能，不能不出面解决。先寻孙和顺私了，只因要价太高，协商不成，遂以孙桂宝名义一状告到官府，通奸说成强奸。于成龙“细阅来禀”，认为“甚有可疑”，遂就依判断作出论证，论证中将自己认为此案可疑之处一一摆出，晾出自己建立在这些可疑之处的心证过程。
于成龙认为此案有四大疑点，判词针对状词而论证曰：“尔既于去岁五月内被对门绸肆之孙和顺强奸，何不即行报官请究，而迟至今日。即曰为保全颜面计，不愿伸张，然尔必告之尔父母，尔父母又何以亦绝无一言。然尔自被强奸后，与孙和顺仍朝夕相见，是否有何种表示？且孙和顺既敢强奸于当初，又何以不续奸于事后，此可疑者一”。这里的“尔”（你）指称的是告状人孙桂宝。文中提到的疑问是既然孙桂宝在去年五月已遭强奸，当时却不向官府告状，迟至现在才来告状，便有些可疑。当然，告状人自己所称是为了保留颜面而不愿声张，也有道理，但是，总要跟父母提及吧，怎么父母竟然也不发一言呢？孙桂宝此后还和孙和顺朝夕见面，孙和顺当初既然敢强奸，后来并无续奸，岂不可疑？另外，“汝自去年五月被孙强奸后，何以即有身孕？强奸是否即能成孕，虽不可知，然大体言之，似有不类。盖据传说，必男女两相欢洽，而后始能成孕也。此其可疑者二”。我读该判词至此，颇有些疑虑，于成龙以“传说”为依据提出怀疑，说服力似嫌不足。且往下看：“汝父母既亦不知尔有被人强奸情事，则尔自有身孕后，腹渐便便，尔父母何以绝未瞥见，纵如来禀所言，天气渐冷，衣服渐多，父母不之注意，然无论衣服加至若干，而一至七个月后，绝呈异相。尔父或不之知，尔母万无亦不知之理。此其可疑者三”。这段质疑，建立在对于怀孕后身体状态的一般规律性、常识性的认识之上，显然是有说服力的，从中亦可窥见告状者对于本案疑问的解释显然有难以自圆之处。不过，万一真有如此马虎草率之父母，又如何呢？于成龙接下来继续论证：“即退一步言，尔父母均未留意，尔自身岂亦不知矣。知之何以又隐忍不言，必待临盆后，而始向父母言及，并未投状请究乎？此其可疑者四”。换句话说，孙桂宝若非智力不足，当无此一异于常人之反应，当然令人生疑。于成龙进一步指出状词有语意模糊的地方：“且阅来禀，究不明汝意所在，欲将孙和顺究办乎？则何以又有一身无靠，乡党父母不齿等语。并言孙和顺尚未有室，真堪作正，是显见欲本县作伐，勒令孙和顺始乱终成之意。”看起来告状别有所图，用意并不单纯，何况“来禀中又有产子后，孙和顺只来一次等语，是更可见孙和顺未尝绝汝”，因此“本县阅牍至此，愈觉此中有不可究诘者在……且本县反复深思，决不信尔之受孕出自强奸。即带有强意，至多为强合和成，绝非纯粹强奸……若必诬告强奸，妄冀非分，则本县不难提及人证，切实审断，恐尔不特占不到便宜，抑且受重戾也。”于成龙在判牍中劝孙桂宝与孙和顺订定婚姻，一可以保全名节，二可以保全幼儿姓名，料那孙和顺不至于绝无天理，坐视不管，与之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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