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判词中的说理论证/张建伟(5)
古代官员作出判决，判牍中可以用典，可以活用成语俗语，并无限制。因此，那时裁判有着明显个性色彩，官员或者师爷制作判牍，公布前不必由他人审读核准，自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个性孕育其中。
今日之判决，承办人起草，领导审核，不可用典，不可炫示文采，不可带有个性，甚至不可多言，以免言多必失。判决书遂千篇一律，不可能有文学性存焉。更要命的是，当今判决，虽然文书篇幅有所增加，但只是概括罗列案件证据情况，不能依这些证据进行推论，也不揭示采纳意见或者证据的理由，不解释心证形成过程，名为说理论证实不见说理论证，古人判词如何说理论证，可以多少给我们一些启发。
当然，古时判牍也不是没有可检讨之处，但今日读之，还是令人赞叹者多。南怀瑾曾言：“读判牍，可了解古人的才华，认识历史社会的演变，了解古今法律的异同，因而更透辟地了解历史，鉴古知今，洞彻人情世故，当作短篇小说或电视影剧来看，也是一大乐事。”闲来无事，翻翻古人判牍，确有同感。读古之名臣判牍，还可领略其“胸有经济，通达时务，笔有文藻，肆应不穷”的神采，真可谓开卷有益，馨香满室。精短判牍，篇幅虽小，实不可以小视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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