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证研究中的“经验”/陈柏峰(3)
显然，当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法律实践问题时，可能发生“指称错位”[3]问题。看起来相同的概念和理论指称，其经验性内容可能迥异。以概念为基础进行推演的理论，背后往往有着经验性的内容，它就是理论的经验基础。如果不对之深究，仅仅按照字面含义去理解，就会出现经验附会，即以自己的片面理解、个体经验甚至想象，去曲解理论的本来涵义。因此，正确理解理论，需要足够的经验内涵。否则，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法治实践，要么不知所指、空洞无物，要么牵强附会、荒谬可笑。
当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法律实践问题时，还可能发生切割、肢解既有中国经验的问题。理论天然具有建构性，会对既有经验进行重构。缺乏理论，经验感知难以深化，但理论一旦介入，又会束缚经验的全面铺陈。理论可能按照自身的逻辑来建构性的铺陈经验，从而使经验的逻辑被隐藏。如果对理论背后的经验基础缺乏足够认知，既有经验就可能被随意建构。如此，既有经验就会碎片化，就不能有助于全面认识法律现象，就可能变成了检验西方法学理论的材料。在西方理论视角下，可以从既有中国法治经验中找到符合或不符合这些理论的一些面向，西方理论因此得以证成或证伪。这种情况下，理论的认识功能，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无法实现，既有经验也就无法得到提升，无法发挥出认识法律现象的有效中介作用。举个例子说，当用宗教信仰自由的西方理论框架来认识中国农村的邪教传播时，如果对西方社会中宗教教派斗争激烈、彼此极端不宽容的历史经验有所忽视，就很难真正理解西方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历史上人们的拜神自由很少受到制约和严厉挑战。 [4]农村邪教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这些经验很难得到西方宗教信仰自由理论框架的正确对待。
总之，如果对理论的经验基础缺乏正确认知，就很难不误解、误用理论；用不恰当的理论去分析中国法治经验时，中国经验就必然会被理论所切割甚至屏蔽。如此一来，在对法律现象的初步感知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无法从正确的方向上升为理论，也无法深化对法律现象的全面认知，法律现象的实践逻辑因此无法被正确揭示。
三、局部的直接经验
局部的直接经验主要包括个人生活经验和调研经验。每个人对问题的判断都会受到个人生活经历及其积累的经验影响，学者也不例外，学者会将生活经验带到法律实证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甚至将特定的生活经验当作讨论学术问题的“资本”。在农村出生或在农村插过队、下过乡的学者自认为很懂农村，可以对农村问题发言；曾在国有企业里工作过的学者自认为了解国有企业，可以对国有企业问题发言；老家在城郊村的学者，如果村里发生过土地征收，便自认为对土地征收问题有发言权。个人经验对于法律实证研究而言，显然并非坏事，甚至可以说，生活经验越丰富的学者，越有条件接近法律现象的本质，越容易找到法学问题的正确答案。然而，对于法律实证研究所需处理的问题而言，个人生活经验只是局部的，绝不是全部的必需经验。因此，个人生活经验与整体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学者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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