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错案责任的抚今追昔/张建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学者徐朝阳在谈到法官办案责任制起因的时候说：“迨季世浇漓，法官滥用职权，敢为非法，妨害司法权之威信，侵害人民之法益，是有规定法官责任之必要。”案件错了，司法人员是否有责任，要不要追责，不能一概而论。若非故意为之或有明显疏失，仅属于认识上的问题，便不应向司法人员追责，否则容易造成司法人员人人自危的局面，反而不利于司法独立人格的养成。尤其重要的是，错案集中暴露了司法制度上的缺陷，不弥补这些缺陷，徒在追究个人责任上下功夫，未必能取得满意效果。
追究个人错案责任的两个前提
从古至今，冤错案件有因司法者的因素而起者，一旦确认其因果联系，便须究问其责。然则如何追责，不能不有所考究。但凡存在错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穷治不休，未必有益。何种情形应当追责，何种情形不可轻言追责，皆应有缜密思考，投鼠忌器的道理不可不知。
要追究司法者的责任，应限于两种情况，一是故意为之，二是显有疏失，除此以外，属于认识领域的问题，不可因判断有异而加以惩罚，以免损害司法上独立人格之培养。也就是说，追究案件处理者的责任，一方面要实现惩前毖后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法官应当具有的一定的职务豁免权，避免将办案责任制变成伤及司法人格独立的手段——道理很简单：如果裁判者在办理案件时跋前踬后、动辄得咎，遇有应当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独立断案的场合就会畏葸不前。对司法者责任规定过于繁密和严厉，目的是为了保障法律得到公正实施，但不能不注意的是，法官玩法之心受到抑制的同时，独立公正地办理案件的勇气也会受挫。对司法者办案责任的追究应当注重适当性，应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在确有必要的范围内加以规定，不能一遇错案便急于向相关司法者归责。有无责任，应当视具体情况加以判断。
在我国，办案责任制度古已有之，西周的法律已经有了关于法官责任的明确规定。听讼与断狱乃众多官员职责所在，有学者指出：“法律要求法官对于被害人的控告，必须及时予以受理审判，违者构成‘攘狱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如《周礼·秋官·禁杀戮》郑玄注：“攘狱者，距当狱者也。攘，犹却也；却狱者，言不受也。”另一方面，“法律规定法官如果判错案件，则要按照‘反坐’原则对其论罪处罚”。追究其裁判者的责任，无非存在疏失甚至故意不法。古代追究司法官的错案责任，分故意与过失两种情况，无主观故意亦无过失者，不应追究责任；加上错案又分出罪与入罪，于是追究司法者的责任分为故出人罪、故入人罪、失出人罪、失入人罪四种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陈顾远先生特别指出我国古代诉讼法上一大特色，是追究法官的过失责任，“法官断狱，失出入者皆负相当之责任，此实中国诉讼史上一大特色，其他应负之责亦极繁多，俾执法者仍有法之须遵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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