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中国司法能否从此做起/周沂林(2)
法律的疑难问题更多地表现在法律实施上。这个问题客观存在的本身就容易导致法制的不统一。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判决书中表达的法律思维和理念不一，从而导致运用法律准则的混乱。这在我国目前是最为突出的法制问题。
产生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是历史的。中国自清末开始走上西方的法律轨道。一方面西方法律文明确有人类理性的普适性和社会发展的进步性，因而选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消化进口的法律甚为艰难。所以百年来中国法制的统一并无实质上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们准备全盘接受现代“法治”观念和施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我国的立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这却是以法律的低实现度为代价的。我们有权威的成文法，为什么难以实施？部分原因是立法的本土化考虑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司法实践的滞后。先进的立法伴随着落后的司法，形成了中国法制前所未有的尴尬，并可能导致真正的危机，即人民对法律的普遍不信任。
如何解决法制的统一问题？法律史上判例法的产生与发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制度并非人为的、理性的设计。英国的历史充满战争和混乱，直到1066年诺曼底征服英国后才逐渐走向统一和强盛。一方面，征服者为了缓和原居民的不满情绪，不宜制定大陆式法典；另一方面，必须谋求整个王国的法制统一，否则分散的法律会使建立统一国家的目的失败。由此，统治者只能选择派出官员代表王室巡回审判,并在个案的处理中寻求法制的统一。经过若干年的积累，终于成就了蔚为大观的普通法制度及理念，并随着英国向世界的扩张而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了与大陆法并立的普通法法系。
不用制订统一法典，仅通过个案处理达到统一法律的目的，这是法律史上的一个事实；相反，在现代的一些国家里，即使有了统一的成文法，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制，这也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关键在于前者是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探寻法律理念的统一；后者则是脱离法律实施，单纯追求抽象法律体系、法律术语的立法文本的统一。世界上最困难的“统一”莫过于对语义含混的文本的解读。当人们因具体案件的争议会聚到法庭时，对法律条文如何解释就成为首要的问题。而人们对法官的解释即判决不能理解时就会构成对法律的怀疑。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对法律的怀疑与对法律的信仰是相伴随的。这里的关键不是立法技术，而是司法实践。
普通法和大陆法作为所谓西方世界两大法系基本上是以判例是否有拘束力而划分的。这从历史上就决定了两大法系对判例的重视程度不同。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由于承认判例本身就是法律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判例是职业法律家的必修课。同理，希望自己所判案件成为经典判例则是优秀法官的必然选择。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在判决书中详细论证自己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如此便产生了许多堪称辉煌的判决书，也从法官中造就了大批法学家。“遵循先例”同时意味着“法官造法”。而所谓“法官造法”的制度，极大地调动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它在使法律保持稳定的同时也创造了法律与生活同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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