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事诉讼法中诉讼目的之检讨/李峣(5)
调解制度，与法官裁决相比，当事人诉讼担当的成份多一些，即其制度背后的理念有着当事人主义的严重倾斜。显然，诉讼目的的指引在调解制度领域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也就是说，机制、理念与诉讼目的处在既殊途或不同归的两个路途之上，即在制度目的上当事人主义，在操作过程和结果上的法官职权主义，此点表现出的形而下特点太过浓厚，形而下学法律倾向法律的实证分析，以法律成为成功的社会技术为目标，形而上学法律则向我们呈现的是法律极端的概念化和学术化，如果形而中学的方法是从两极到中间，执两用中；是寓道于器，以器载道；是体用合一，明体达用；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既穷极思辩又不离日用常行；是既要求真又要寓俗；是既能上得来又能下得去。这是一种辩证的方法，中间的方法。[10]如果要达致这个境界，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推敲过程需要须臾不离诉讼目的的指引，当然，或许永远不可能完美达到，只能是接近。于是，一般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民事审判模式牵强地称做“超职权主义”或“职权主义”，笔者以为，称其为“调解型”审判模式也并非不可，此举不仅能解说我国当下民事审判模式的内在机理，也因此说明了我国民事审判模式早就走入了窘境，而解决此窘境的方向并不明朗。此次修法，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却也因此暗指，我国民事调解的目的就想当然地成为诉讼的目的。可以想见，如果下一次修法，再在调解与诉讼的襟连上有所作为的话，整个的民事诉讼法的重心就会因调解趣旨的浓厚而失去平衡。
四、法律监督制度中的诉讼目的
程序工具主义理论是“人治”的一大卖点，2012年“人权保障”进入到诉讼法，程序工具主义理论的市场进一步狭窄，从哲学的角度，程序的客观性成份居多，而实体的主观性使其在操作上有所欠缺。就民事诉讼程序而言，如果冲破程序工具主义理论的窠臼，无疑是使程序逃逸出了被动局面和褪去依托身份的外装，等于从“客人”换位到“主人”。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法律监督内容表现出超常的“重口味”，这从正面予以申明，国家对于私权保障的介入——至少在制度设计上——有着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法律监督，相对于法院而言，还是一种外部监督，但是就司法体制而言，仍然是内部监督，所以，检察建议由“偏房”升级为“正室”，不过是为“自家事务”多一条沟通渠道而已。因为无有相应的后续机制。{3}审读新民事诉讼法第208与209条，直觉告诉我们，人民检察院可以有效运用再审检察建议方式，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比较便捷的个案再审救济途径，并改善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申诉案件的办案结构，增强基层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的监督能力。但是并没有对检察建议的拘束力、执行力作出相应规定，仍然没有彻底改变检察建议手段软、执行力弱等问题。可是，反过来想，如果赋予检察院相关实体处理权力，是否再一次产生老生常谈的那个问题，即检察机关就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是为对独立审判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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