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区民警干预家庭暴力问题的思考/汪洪(3)
二、现阶段警察干预家庭暴力不利的原因分析
（一）警察对干预家庭暴力的认识尚有待加深
尽管警察已经看到家庭暴力作为违法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应当进行干预，但他们仍对家庭暴力的普遍性认识得还不够充分，且公安机关对干预家庭暴力的方式、干预的程度、干预的最终目的等问题尚未做过长时期的、深入的及系统的研究，进而导致在警察使用公权力对于家庭内部暴力行为干涉是否有害于公民私权利的保护问题上仍有模糊认识。少部分警察甚至存在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受害人特别是女性或老年受害人一定是因自身存在一定问题（如爱唠叨、妒忌猜疑心强以及没有照顾好家等）才导致施暴人的暴力行为；民警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现代经济体制模式下的法治观念更加强调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国家应当保护个人的隐私；加之受家庭暴力乃“家庭内部纠纷”、是“两口子自己的事”、“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意识的支配，尽管现有法律已明确规定具有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但他们在干预家庭暴力时，往往仅选择适用现有法律中有明确规定的条款，而不愿过多地依据授权性条款进行救助，从而导致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大打折扣。
（二）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尽完善，警察执法具有相当的难度
虽然婚姻家庭关系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畴，公权力不会主动介入，但是，基于对受害人身权利的关注和对公民处分自身权利的尊重，法律赋予家庭暴力受害人多种救助的途径。婚姻法修正案中对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权力作出了明确限制，将受害人是否请求救助的权利自主化①。但在该法的规定中，一方面没有明确警察对家庭暴力干预的操作细则，另一方面，这种自主化权利的行使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其一，对于殴打他人（他人应理解为包括家庭成员）造成轻微伤害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并未规定公安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必须经受害人的申请，该条例中只是规定处罚虐待家庭成员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时需要受虐待人提出请求,② 而执法实践中，在紧急情况下区分家庭暴力与虐待具有相当难度；其二，刑法中对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构成犯罪但尚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规定为自诉案件，而刑法对“告诉”的界定是被害人和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时即为人民检察院或被害人近亲属，自诉案件虽然不属公安机关管辖的范围，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4条第3款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被害人近亲属告诉的案件不仅应当受理，而且在紧急情形下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③这种规定有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的被（受）害人的救助请求权强化为公安机关司法救助的倾向，有悖于设定多种救济措施的立法初衷；其三，在家庭暴力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而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中，根据刑法对告诉人的规定，居（村）委会、妇联等机构人员或邻居的“告诉”则不属于刑法对“告诉”主体的界定，而不构成刑事犯罪仅属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案件，除受害人及受害人近亲属以外人员的告诉的情形，而公安机关若根据警察法第21条④规定则应当及时查处。上述立法中的不规范之处，使得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实践中往往处于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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