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权检察监督的现实与理论依据/张彬(2)
第六，群众监督。我国宪法赋予公民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权利。但是，群众对行政权的监督，属于低层次、无序化监督，一定程度上存在利己倾向。最大的弊端在于请求监督而达不到预期，往往容易形成上访，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考察现有监督方式，不难看出重复监督或监督缺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仍然难以得到有效监督。现实迫切需要一种权力弥补现有监督方式的不足，而行政权的检察监督则完全能够担当重任，并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
二、行政权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
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源于法律监督理论，承继历史法律传统，符合政体与宪法定位，具备自身特点优势。以下具体分析其理论依据。
首先，从法律监督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是法律监督理论的理性发展。
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相区别，以前苏联为典型代表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模式自成一体。建立起专门机关进行国家机关权力行为的法律监督，是基于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1921年，列宁提出建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机关，它有别于西方隶属于司法或行政系统的检察公诉机关而权力更为广泛，不但承担公诉职能，更为重要的是承担法律监督职能。前苏联建立在不同主权国家联合的基础上，检察机关权力体系的设计独立于全国政府而为统一体系，它“促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这一制度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新中国实行法律监督建制的重要渊源。新时期，发展行政权的检察监督制度一定程度上是法律监督理论的理性发展。
其次，从我国御史监察制度的法律传统来看，行政权的检察监督符合我国的政治法律传统。
行政权的监督机制，需要与其政治法律传统相契合。设置专门的监督权并不是国外法治模式的独创，中国古代就设立了专门的御史监察机关，受命于皇权而纠察百官。孙中山在设计国家形态时，也提出并专设了“监察权”。对行政权进行检察监督符合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设立检察权作为专门监督权，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历史特色。
再次，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架构来看，行政权的检察监督符合我国政体和宪法定位。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作为全权机关，保留了立法权，由其产生各国家机关，对其负责。其中，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与审判权、行政权处于同一层级，在位阶上能够对行政权产生制约与平衡作用，而且人大体制下“一府两院”本身就涵盖了相互间的分工制约关系，就要担负职责对行政权监督。学界有观点认为检察权属性是一种司法权，这是把检察机关所肩负的公诉权当成是检察机关的本质属性，实则不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事物的性质应当由事物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检察权的属性也应当由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就宪法的定位来判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是决定检察权性质的主要方面。公诉权虽在社会上具有认可度，但只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手段。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应当是手段与目的、子集与母集的关系，不能以偏概全。现有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权作了限制性立法，究其原因应该有避嫌“一般监督”之考虑。前苏联的“一般监督”模式显然是过于宽泛，我国当然不能实行所谓“一般监督”。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应当在理性研究基础上，在党委和人大的领导下，合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的正能量，对依法行政的规范运行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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