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与公民生活/秦前红

产品质量与公民生活/秦前红
产品质量与公民生活
----写于产品质量法颁行十周年之际

秦前红*

产品质量是工业时代的话语，是物流丰富的表征，是市场经济的呼唤。初民社会，各族群偏居一隅，茹毛饮血，披荆戴棘，万物皆取之自然，似无产品之说。农桑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纵有产品，不复有质量之争。计划经济岁月，国家居于天下之高端，以泽被万民之态势，将人、财、物全面掌控。百姓基本生存用品尚需按票供应，排队抢购，挑剔产品质量，岂非奢谈？市场经济开启，人民个性张扬，产品极大丰富，消费需求变动不居，商家业主趁势逐利而行，甚至见利望义。市场渐有失序之危，公民权益濒临侵残之险，于是乎法律生焉。
法律是公民生活方式的表达，是社会精神的形塑。法律制度创造了公民特有的组织、思想习惯和风俗。公民素质的绝大部分乃由其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应付随之而来的冲突以及怎样利用法律谋求利益的实现而界定之。是故，法国的勒内·达维颇具洞见地指出：公民的生活，即为法律所组织起来之生活。法律的缺位或者不健全，将使公民顿添无穷困扰。回首当年，假冒伪劣充盈市场，公民使尽全身解数，惕然警之，也难避宵小之徒所设之陷阱。全民防伪，运动打假，几成中国之特色，其既彰显我国法制之困境，又增加交易之成本，影响经济发展之效率。
交易自由，选择自主，原本公民私生活领域之天然法则，政府似不应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罕有调控产品质量之规则，因为竞争至上，需要决定生产。但由于人的“理性局限”和“市场失灵”，于是借助政府“公权”，建构良好之交易环境，降低交易的道德风险，减少消费者的茫然无措，成为公民的不二选择。产品质量法应以公民权益为价值关怀之归属，而不应强化政府管制为目标。我国过去产品质量法之诸多规定，在实行时却演成“地方利益”、“小团体利益”之保护伞，其中教训最深刻之处，与立法不良大有关系。
产品质量法既是公民权益保障之法，又是定纷止争之法，设置便捷合理的救济途径，尊重传统的交易习惯，方能使公民权益获得可靠而实在的保障。否则，投诉无门，处理拖沓，不仅使公民失去对法律之信心，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失去支撑，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危害经济秩序。
产品的丰富多样，新产品的层出不穷，会使公民永远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扩大产品质量法的适用范围，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加大假冒伪劣之惩罚力度，也应是产品质量法之制度安排的重点。
工商业产品的好坏，与政治公共产品的质量息息相关。如果政治体制不优良，政治决策充满了恣意，政治权力能便利地“寻租”，官僚与资本能轻易“通奸”，那么消费者的权益必然会遭受藐视和践踏。因此，改革政治体制，让人民真正决定公共产品的“产出”，一切政治权力处于人民监督之下，是公民获得优良生活之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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