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审判中“理”之解析/韩伟
情理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准情酌理”是传统司法审判中的重要原则，但何为“理”，“理”在传统司法审判中又被如何运用，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以下即以唐代司法审判为中心，结合律令制度与司法文化，概要阐述唐代律令制度中的“理”，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及其现实启示。
“理”在唐代司法审判中，不仅是司法官吏判断推理需要参照的一种因素，而且已经明确被写入了正式的律令法中。《唐律疏议》中《杂律》之“不应得为”条明确规定：“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尽管以现代法治的眼光看，“不应得为”条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似有口袋罪之嫌。但推原此条的法意，却是欲补充律令的不足，以使司法者在无法“轻重相举”，又没有条文可以比附时，加以援用，以达到“有犯罪就要受到惩罚”的目标。“疏议”对该条的解释说：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即没有律令正条可以适用，则“临时处断，量情为罪”，根据情、理，定罪之轻重，“杖八十”是“事理重者”。立法中的这一规定，说明“理”在唐代是司法审判中的重要法源之一。
作为一种司法可援用的法源，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理”在唐代法律中究竟是什么意义。唐律中多处出现“理”字，如“据理不合”、“以理去官”、“理亦无别”、“经赦之后，理无杀法”等等，这里的“理”，大致是作为是非对错判断的基准，或可称为是道理、正当的理由，亦或是非属犯罪的正常原因。对“理”作此解释，势必涉及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价值判断，而这一判断，在当时应有基本的共识。具体而言，唐代法律中“理”之义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就其特定的意义，“理”在唐律中首先是指为人之道，以及人与人相处之道，即人理、情理等。如唐律对“谋反”的定义：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这里的悖逆君臣、父子人伦之道，也就是严重违反人伦关系的罪刑，即悖逆“人理”，自然于“理”不合。在此涵义之下，唐律还有“言理”、“词理”等语词，《贼盗律》之“造妖书妖言”中规定了“言理无害”的各种情况的刑责，即指言辞无损于时而言。就人伦而言，“理”用以彰显人间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之序，相当于人伦之情理，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当。就此而言，“父子相隐”这个“理”也可以说是从人伦亲情而来的，亦是一种情理使然。
其次，唐律中的“理”指事物存在之道以及处理事务之道，或称之为“事理”。在事务之理方面，唐律多称之为“事理”、“理法”等，如《职制律》之“制书官文书误辄改定”条中规定：“下制、敕宣行，文字脱误，于事理无改动者，勘检本案，分明可知，即改从正，不须覆奏。”此处采用了《公式令》以“事理”来解决“制书有误”的问题。在“户婚律”中，“有妻更娶”条之疏议提及“理法”，谓“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详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此处的“理”，仍当“事理”解释，同时明确规定“法”、“理”两者是判断犯罪与否的依据。再如“斗讼律”中，规定“后下手理直者”，所谓“理直者”，戴炎辉解释说：理直者，斗竞有理之谓。律意，只要拒格，皆论如律，不认为其为正当防卫。惟疏议内有“乙不犯甲，无辜而被殴，遇拒殴之，乙是理直”之句，从现代刑法而言，可谓不法侵害之防卫行为。唐律中无“正当防卫”概念，故以“理”、“事理”作为司法酌量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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