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审判中“理”之解析/韩伟(2)
再次，唐律之“理”指天理、天常或天秩。唐律、唐令中尚未发现直接使用宋代以后常见的“天理”一词，但有许多与“天”有关的用语。如疏议中多次援引《周易》中“天垂象，圣人则之”，《名例律》中开篇即有“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稟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这里的“稟气含灵”，即指阴阳五行而言，说明天有阴阳、五行之气而生万物、四时，而人类得此灵气，成为万物之首。人君再根据百姓的需求，设置百官、政刑。因此，天是自然法，人君的政刑依此自然法而来，当然不能违背自然法的根本要求。唐律在表示自然法意义上的“天”时，还有“天秩”、“天常”等名词，如《名例律》中有“咸有天秩，典司刑宪”，“十恶”之“谋反”条引用《左传》说，天反时为灾，人反德为乱；“谋大逆”之行也被认为有人获罪于天，不知纪极。这些律令中的用例，“天”大都是指宇宙万物的主宰，所谓“天理”、“天秩”，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即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律。人君用刑顺天则时，自然不能违背天道；百姓行为生活亦须遵循天道，否则就是“获罪于天”，因此，作为天理之“理”，即指天之理法、天之命意、自然的条理、必然的趋势，颇有点自然法的意味。
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对“理”的运用。在西域出土的唐代《文明判集残卷》中记载了“秦鸾犯盗”的一个案例，秦鸾母患病在床，“家贫无以追福。人子情重，为计无从，遂乃行盗取资，以为斋像。”这一特殊的盗窃犯罪，对于唐代的司法而言，非常棘手：母病而行盗，实为孝子，但“假贼成功，因赃致福，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深乖至理。据理全非孝道，准法自有刑名。”显然，一心尽孝与“理”相符，盗窃取资与法不合，再考虑到“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的可能后果，更不能简单以“理”悖法，因此在充分考量了案情之“理”后，依据《贼盗律》之“窃盗”条，按盗窃匹数多少断罪，实现了法、理结合。在《白居易集》中，记载了另外一个案例，某人因有故，在除丧十年后申请袭爵，有司引《格》不许，他不服。白判以为“法通议事，理贵察情；如致身于宴安，则宜夺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须待毕辞，方期析理。”即如果确实有合理原因，应可以接受，但此事须再查明。判文谓“法通议事，理贵察情”，就是再次强调理与法均作为司法审判的两个思维要素。这里的理，就是“事理”，是作为查明实情的指导性原理，也是义理。
从司法实践中对理的运用，可以发现，唐代司法中大致遵循“由事而理，由理而断”的三段论，亦即司法审判中首先查明案情事实，即确认实情，以此为理的运用提供一个基础。在判决中，也是先讲明具体的事实，然后阐述理由，最后作出结论。判词注重于说理，较少直接引用律令原文，通常只是节略引用律意。说理中包含了情、理、法三种要素，亦即情、理也是司法判断的依据。也因此，学者高明士将“理”称之为是唐律断罪中律、令之外的“第三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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