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审判中“理”之解析/韩伟(3)
一般意义上，理是指情理、事理，在“礼法合一”的唐代，这理也就是礼，尤其是指尊卑、长幼、亲疏等人伦之理。礼是理、义的规范化表现，在传统中国，礼作为“天地之序”，具有“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等等作用，律令制度正是规定人道之理，论人道之理，是狭义之理。在更广的意义上，理还指“顺天人”的道理，特别是具有“天常”之意的“理”，实际上已经颇具“自然法”，或“高级法”的意蕴，它超越了人间的律令制度，而是自然界的运行原理。律令制度当然要严格遵照执行，但当刻板地适用律令制度导致情法不能“允协”时，就需要引入“理”来衡平，进而使司法判决入情入理，最终符合礼义大道之要求。
唐代司法审判中的“理”，不完全是“过去式”，它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跨越时空的问题，司法审判该如何面对“于法有据、于理不合”的难题，司法审判该如何更有效地“说理”，包含价值判断的“理”又该如何进入司法并体现正当性？就唐代司法的经验而言，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在立法中，已经明确地引入“理”的因素，特别是在世情纷繁的家庭、伦理等犯罪的定罪处罚中，以“理”来调节法律自身的僵化。在司法审判中，援引“理”以对情、法作出衡平时，首先需要查清案件的原委，“理贵原情”，只有在实情的基础上，才可以应用“理”。在最终裁断时，仍需优先诉诸于制定法中的理，穷尽制定法后，才有情理、事理、天理运用的空间，而情理、事理等最终还要符合“礼”，即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由此，通过对“理”的一种规范化应用，使得司法裁判更符合人情，更有说服力，同时，也使司法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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