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宪法权力/秦前红(4)
（二）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而言，政治权力的有效行使，有赖于政治权力的结构化。这种表现为，其一，政治权力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其二，人们对在政治权力的服从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服从，亦即担任无权角色的人之所以服从有权者，是因为他们所担任的角色，而不是担任有权角色的个人的品性。其三，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的体制化而非个人化。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其原因就在于公民角色包含着公民的权利，据此公民可以在服从政府官员的同时，要求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和保护。因此，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权力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角色使公民角色所具有的权利有了实现的可能。使政治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安排，是经由宪法权力关于政府及其官员角色义务和公民角色义务的设计来完成的。宪法关于政治权力分离行使及相互制约与监督的规定，更使上述安排具有了体制化的保障。政治权力的结构化，是法治必须依赖的载体要求，也是法治这一制度文明现象所发展出的必然结果，没有多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的政治结构，没有分离制衡的政治体制，没有多种政治力量的对抗，就不可能有对在政治权力的真正限制和约束，法治本身的建设和实现也无从谈起。
（三）将宪法权力接引到法治体系之中，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宪政体制。首先，既然宪法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而政府权力派生于宪法权力，那么对政府权力的分离与制约除了是满足政治权力结构化的必须之外，更解决了政府权力是否就是人民权力，它是否可以分立的困惑，平息关于长期以来关于权力分立的种种争论。由于制度的最终关照要以人为中心，而权力本身要靠人来行使，又由于人性本身的晦暗，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制约权力行使的机制。正如汉密尔顿等人所说：“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与野心来对抗。......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 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有任何内在或外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15其次，宪法权力虽然可划分为许多形态，但无疑地说，国家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只能被视做为宪法权力的派生权力，因此，设立一个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来审查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并不违背任何民主体制。汉密尔顿就认为：“违反宪法的立法法案不能生效。否认这点就等于肯定代理人高于 委托者、仆人高于主子、人民代表超越人民本身，或行使权力的人不仅可做权力不曾许可的事情，而且可做权力禁止的事情。远为理性的设想是把法院设计为人民和立法机构的中间团体，以把后者保持在委代权力的极限之内。解释法律是法院的合适与特殊权力。宪法必须被法官们视做根本法律。如果两者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差异，宪法应被置于法律之上，人民的意愿应被置于其代表的意愿之上。这一结论毫不表示司法高于立法权力。它仅表明人民的权力 同时高与两者，并且当通过法律表达的立法意志违抗通过宪法表达的人民意志时，法官应该接受后者而非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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