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奢华消费的法律约束/徐爱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爱国
奢华消费观的古今差异
财富增加、贫富差距和人口密集，是奢华消费的外在条件，而贪婪占有欲和肆意挥霍则是奢华消费的内在冲动。奢华消费是超过合理和必要限度的物的消耗。奢华要么意味着一个人占有了太多人的劳动成果，要么意味着物和他人的劳动未尽其用。奢华是在减少财富，财富减少最终会导致贫困，甚至负债或破产。一般说来，在古代宗教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那里，奢华消费都受到批评，因为古代社会强调的是节俭、朴实和纯洁。与古代社会经济不发达相联系，奢华消费被当做一种恶。节俭是物的存储，浪费是物的消耗。
不同信仰的人，对奢华消费有不同的评价。宗教伦理决定了人类的行为，如果宗教宣扬积极入世的生活观，那么信徒们会倾向于奢靡；如果宣扬消极的出世生活观，那么信徒们倾向于淳朴的生活。因此，道教追逐清静无为，儒教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天主教崇尚节俭，新教追求物质财富。清教徒既是自律的和节制的，又是积极进取的，因此新教追求积极和理性的生活，于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繁荣与新教伦理相关。与之相反，因此伊斯兰信徒追求奢华的生活。韦伯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他认为新教是节俭和进取的。但是，人类的贪欲往往会冲破宗教的禁忌，在新教伦理与功利主义之间，增长的财富会腐蚀人类的心灵，资本主义对财富的追求最终抛弃了节俭、转向了奢侈与浪费。这也许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追求信仰者，以节俭为美德，追求财富者，以奢侈和浪费而告终。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以生活追求为标准，可以说，古代人们追求善德的道德生活，现代人们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古代社会权贵奢侈生活与平民贫困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最终导致贫富的冲突和社会的不安。现代社会实现了公民之间大体的平等，财富不再简单地依靠剥夺他人的财富，而更依赖于个人的勤奋、天赋和机会。财富来源的变化，使得现代人对奢华生活的评价发生了变化，奢华不再简单地被认定为道德上的邪恶，而被视为成功的象征，身份的标志。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法律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客观上鼓励着人类奢华生活方式。
奢华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的行为，我们需要考察经济学家们的分析。需求、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的不同环节，奢华消费不过是消费的一种形式。奢华消费减少了财富，但同时也增加了需求，经济的核心是财富的增加，道德的评价处于次要的地位。早期的经济学家试图将道德情操与经济财富并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的是财富的增长之术，但是他也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朴实。他认为，浪费源于“现实享乐的欲望”，“奢侈者所为，不但要陷于他自身于贫困，且将陷全国于匮乏”。后世的经济学家则不再片面地谴责奢华，甚至是提倡的，因为浪费刺激了经济的增长。马歇尔区分了“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在经济学那里，消费环节是经济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消费多了，需求就增多。有了需求，就会促进生产，资本流动了，就业增加了，财富增长了，社会财富就增大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及，“如果人们停止消费，那么他们将停止生产”。极端的学者如凯恩斯等，则鼓励和刺激消费，因为“消费倾向的减少必然会减少对资本品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奢侈伴随着浪费，但是不直接意味着浪费。奢侈意味着享受物的高价值和物的稀缺性，奢侈品的消费不一定是浪费，浪费行为既可以是指向奢侈品，也可以指向残次品。经济学家那里，奢侈和浪费都可以刺激经济、达到财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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