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力规范运行的关键是正当价值体系的构建/侯学勇(3)
对司法权力运行状态不满意的声音也通过官方渠道不断释放出来。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时，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声音。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表决结果是2172票赞成，519票反对，192票弃权；2010年，2289票赞成，479票反对，128票弃权；2011年，2242票赞成，475票反对，155票弃权；2012年，2311票赞成，429票反对，115票弃权。这四年的反对票数量基本徘徊在400到500之间，大约占选票总数的15-18%。而2013年，2218票赞成，605票反对，120票弃权，反对票数量比往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占总票数的20%还多，平均5位代表就有一位投了反对票。2014年，2425票赞成，378票反对，95票弃权，反对票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我国法院系统面临的信任危机还是比较严重的。
司法权力运行的不规范会降低司法裁判的公正程度、危及社会对司法权力的信任程度。公众对司法权力的不信任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差评”会拉低法官职业的社会美誉度，也会降低法官的职业自豪感，降低法官忠诚于法律、推动司法公正的心理动力，增加司法权力运行不规范的几率。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为了拉近司法权力与公众的距离，淡化社会的不满情绪，提高司法权力运行的规范程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审判公开、旁听公开、判决书上网、提倡调解等。但到目前为止，效果却差强人意，司法权力的运行几乎陷入一个法院不断改革、公众不断质疑的不良循环中。
二、司法权力运行中的行政化弊端
为了防范司法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我国法律设置了许多约束规范。首先，《宪法》第5条规定了包括法院和法官在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人都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第127条强调了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权力。其次，《法官法》第7条规定了法官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如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等；第32条规定了与法官职务行为有关的禁止情况，如法官不得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刑讯逼供、隐瞒或者伪造证据、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审判工作秘密，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不得拖延办案、贻误工作，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等，进一步细化了宪法中的相关规定。再次，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了数量庞大、具有规范约束力的司法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五个严禁”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处理办法》等等，林林总总，全方位地划定了司法权力规范运行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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