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交易罪认定困难的成因探讨/林竹静(4)
现在我们来看林某在两种情况中可能受到的判罚。在情况一，林某至多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而在情况二，林某则可能被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更重。再让我们看一下林某在两种情况中所施行的行为和产生的后果，我们会发生是几乎无二致的。唯一的不同是在案例四第一种情况，林杜两人协议运达后付款；而第二种情况，林杜两人就货物即时清结。而正是这种现实中极易被人忽视的差别影响了案件的定性。但是我们知道，刑法法定刑规定的高低是根据某一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综合考虑的，最大限度体现罪、责、刑相一致。如果对相同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犯罪规定极其悬殊的刑罚，显然对罪刑均衡是极其不利的。在案例四的两种情况，判罚显然是完全符合形式正义的，也能从形式上体现罪、责、刑相一致。然而，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至少理论上能自圆其说的判罚尚能忍受，笔者窃以为这是对作为“个体”人的权利的最大藐视。笔者以为，作为刑法目的之一，便是在个案中实现罪刑均衡，使每个具体的犯罪嫌疑人能罚当其罪，刑法的价值应该从个案的公正判决中体现，而决不是仅是理论上的自圆其说。
小结：问题的症结
这种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说到底是由于立法的原因。刑法对犯罪情节的规定对于定罪和量刑都有重大影响，对于实现罪刑均衡事关重大。但由于我国在刑事立法历来奉行宁粗勿细，宁疏勿密的原则，因而刑法在关于强迫交易罪的法定犯罪情节所作的极粗疏的概括远不能涵盖现实的一切可能③。而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更使司法实践的定罪量刑难以“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罪与罚之间应当有一把公正的比例尺，使得“罪质的一定层次和罪责的一定等级互相对应，在罪刑相适应原则上达到平衡和统一。”④但是可以看到，由于强迫交易罪和包括抢劫罪在内的它罪在犯罪情节上存在太多似是而非的“灰色地界”，使案件定性在艰难抉择中左右徘徊。理智告诉我们，显然不能类比以是否年满18周岁作为死刑适用期限这样断然的标准，以非法所得“利润”和市场正常价格之间比例大小来判断是构成强迫交易罪还是其它。更不应从“所有权归属，进而决定交易是否进行中”，这样理论上看似自圆其说，但无论是交易习惯还是日常习俗都无法让人心悦诚服的纯粹理论分析来区分不同犯罪。笔者认为仅以纯粹理论分析而不对司法实践加以关怀，仅在理论上从犯罪构成要件来区分不同犯罪的办法只是“虚妄的办法”，也是刑法理论对实务的不负责。
再看案例四的两种情况，如果按罪刑法定似乎它们各自符合个罪的犯罪构成，但如果从罪、责、刑一致的角度，很难说情节二比情节一，行为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大多少。这种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的严重脱节究其竟是立法上的硬伤：立法难穷极一切纷繁芜杂的犯罪现象，不能对界于两罪之间的灰色地界准确得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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