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操行〈1〉：律师制度之本原/范一丁(10)
（2）、市场的需要和不需要。市场即指“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14〉。律师制度在市场中为商品交易关系所融入和排斥是应当或不应当的？它们如何表现？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律师制度的存在所能提供的为商品交易关系所应遵循的规则的帮助是不是这种关糸存在的需要，其次，做为参予交易者，律师制度的存在所能提供的交易物和交易规则是否为市场所能接受，是市场的需要和不需要产生的根据。对于市场而言，也就对于交易关系而言，秩序和效率是其核心，因为经济规律并不必然决定人们行为的正误，也正因为正误的不断产生的商品交易的规则，当然法律并不完全来自于交易规则的产生，但无疑将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市场规则，因为市场所提供的人们社会生活的核心，即经济生活乃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市场的价值规律并不决定人们对法律规则的遵从，但是，为实现对价值规律的遵从，人们需要保护，以排除不必要的障碍，即法律的规则在市场交易中被遵从的需要是在于“正当行为规则只能够以一种使不同人的意图不发生冲突的方式来限定它们所允许的行为的范围，但是却不能以肯定的方式决定个人必须采取什么行动”，〈14〉律师制度做为法律的衍生物，肯定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它的基因所左右，即市场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于它会因其而改变，更重要的是律师制度存在于市场之中，要反过受其约束和以约束交易的行为来实现其存在。我们似乎还不能找到市场需要和不需要的最直接的理由，因为法律所保护或所能带来的预期只能是使人们避免对个人财产的侵犯，“获得支配特定物品和服务的预期”，而不是使“这些物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价值预期”得到实现的保证，从而“开放出”个人与“他人进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法律所带来的秩序和效率在没有被人们习惯地遵从时，以及法律的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其不具备应有功能，都可以使规则被抛置一边，这是市场的需要隐于其后，而让不需要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制的发展都是一个较短的历程，而转借或移植的规则也同样存在与本土性相结会的问题，但不论如何，市场是一个活体，它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充满生气地存在着，而法律规则也实际在一种适应与不适应的环境下运转着，一种对于有效的秩序的需要仍被或多或少地压抑着，而那种带来无效或浪费的无序性表现出来的不需要仍然顽固地显现着，律师制度因为法律规则向效率的进化而在等待自身的进化，那么，有关于这种进化的目的性或称之为可体现的完备作用是什么，是必然要被思考的，因为即便我们现在不能使其完善而成为市场的需要，而这种对目的性的探讨却面临无措或茫然，首先是尚无一定的经验基础，其次是有关对外来经验的移植尚缺实验效果，但对于这种状况的改变应该要做的却被人们忘记，就是对市场实际反应的认识。这种实际状况就是：法律规则在更多的状况下是被表现出需要强制性才被遵从，那么，律师制度只是体现为一种在被动状态下去为犯规的人录找庇护（或称为避免损失），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破坏法律规则，也就是在破坏律师制度的自身存在。这种情况最明显的表现是，庇护者在现有状况下法官远比律师有效，因此律师的作用就不得不转换为或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中介”，但“中介”的作用一般不是对适用法律的“沟通”，而是对如何避免法律戒罚的“沟通”。由于这种“需要”的不正常，不能明显表露，那种对律师制度所定义的律师作用就不能而公开表现出“不需要”，律师职业的从业者和社会成员都因此而陷入迷惑，毕竟假设和实际的距离太远，如果律师制度是一种假设的话，那么市场的实际难道真的“太坏”？事实上，我们是不可以因好或坏来责备一种实际存在的，更何况我们以为“太坏”的实际是在多层假象之后，也就是无论从现有法律规则的僵硬和缺漏等所表现出来的与市场秩序所需要规则的距离，还是从人们对法制进程的适应还远没有达到“习惯“性的表现，以及这两方面的因素互为因果地造成相互影响和牵制，都迫切地需要清理、整顿，也就是为开始而开始的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局部到整体的一个发展过程，必须有序地开始，但市场的天然竟争属性要求似乎不充许这样一个过程，与国际接轨，就必然要产生一种对规则的适应及时，也就是强制性的产生是在遵从者完全“习惯”后才发生的，并因此而体现为强制，那么躲避或对抗似乎是必然的，当然不仅仅是我国现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表现的鲜明，任何规则都带有强制性，也因此而或躲避或对抗，但是这种相似并不能说明区别是不必要的，因为特殊性所表现的突出，即法制环境、人口素质、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所带来的现有状况，使我们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差：即规则与人们的“习惯”之间的反差强烈，这种强烈的反差条件下人们行为选择的畸形，使律师制度的存在也成为一种畸形，似乎市场的“真实”需要都是在“非法”状态下产生的，律师为适应这种需要的体现就是自毁，但毕竟是市场导致了法律规则，从而导致了律师制度的存在，这种“合法”的存在终将不可能在“非法”的条件下存活，所要做的调整是一种必然趋势，包括市场本身的规则，法律定制的变化适应，因此而使律师制度因调整而实现“合法”地满足市场的“合法需要。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规律毕竟不同于法定规则的是后者是人们所定制，而前者是“自然规律”，法律的“人为”性是需要也是可以改变的，并使之不断向市场规律方向进化，无疑，适应律师制度的真正作用之一在于律师职业的从业者们应该发现这些更适应于市场规律的法律规则，那么，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对律师制度的建立和规范，也应从这个方向上进行，即应建立使律师能发现和建立规则的机制以适应市场的需要。问题是，法律定制的稳定性所带来的对变化的不适应，因此而产生的强制让律师做为从业者的忠实受到考验，一方面是法律的稳定性所要求的预见，必须是从基本原则出发，另一方面是法律的概括性所要求的完善，必须从具体的实际规则建立做起，否则原则的空调将使其存在的实际意义消失，这种矛盾当然可以解释为一种对立统一性运动过程，但毕竟原则和规则之间，首先的开始是在于规则的发现被认识到是来自于一种“习惯”时，原则的固定才是牢靠的，这种需要那些在法律最基本原则指引下的先行者的实践，引导自已是为引导别人的先行觉悟者，市场无疑在其种种假象之后的真正需要是，对秩序的建立的不断实践者，他们不是交易的参与者，而是为交易的效率促进不断发挥作用的人，这就是律师和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律师制度的建立要适应市场需要，但要以律师的作用并不参与市场的交易为前提，因为原则和规则不能交易，它们是客观的实在，并不是律师个人的私有，而律师的个人劳动，市场给予的报酬的“交易”，是对劳动本身而言，因此，律师身份的二重性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做为劳动者的“服务”交易，所反映的市场需要，乃是由于市场对规则的需要的“需要”，律师的劳动因这种需要的“需要”而实现其价值，但决不是不劳而获地出卖规则而实现其价值，律师的使命在于发现规则和运用规则，但决不可以因实现市场价值而改变或出卖规则，律师职业要保持这种使命感的根据只能是，市场对规则的需要决定了律师制度的存在，如果这种存在不能反映这需要，存在将无必要，律师的劳动就不可能有价值，这是我们所不应混淆的，但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其行为的依据就必须依靠律师制度所体现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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