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刑事实务与刑法学界的关系/肖佑良(2)
刑法学界与实务部门都要以实务为中心，双方应是紧密合作的关系。实务部门要为刑法学界提供经验和研究课题，刑法学界要为实务部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要为立法部门完善法律提供参考意见。然而，双方的关系实际上正好相反，彼此隔阂。多年以来，刑法学界与实务部门，你谈你的理论，我做我的实务，各是各的山头，彼此隔阂严重。回过头去看，又有多少实务上的问题，是通过刑法学专家教授们解决的。问题依然是问题，困扰依然是困扰，长期拖累实务部门。有些公布出来的案件，据说是请教过专家教授们的，然而那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引起众多的争议，说服不了大家。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刑法学专家教授们没有以实务为中心，时间和精力没有集中在实务上，不对实务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偶尔实务部门上门请教，临时抱佛脚几乎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长此以往，刑法学界与实务部门的关系疏远，彼此就隔阂了。
刑法学界与实务部门联系不紧密，合作较少，刑法学界的任性应负主要责任。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不愿意得罪实务部门。对于实务部门处理的案件，刑法学界的人发现问题也不愿意提出来，缺少勇气和担当。更有甚者，某些人睁开眼睛说瞎话，且是什么场合都敢讲。当今社会，指出实务部门办案中存在问题，是需要点精神和勇气的。其次是刑法学界热衷于对远离实务的刑法理论争论不休。以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为例，这种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无非是对犯罪进行评价的角度不同。鉴于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客观上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评价，无所谓优劣好坏。然而，刑法学界不少人，总是妄想用一种理论统一另一种理论，实际就是西方零和式的思维在作祟。遗憾的是，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刑法学家为数不少，有人刻意标榜自己是坚定的某某论主义者，这是非常荒唐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信奉儒学的，强调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无论是行为无价值论，还是结果无价值论，都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有关刑法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些问题上，以对立的眼光看待对方，无休无止地争论完全是不必要的。既不会有结果，也是毫无意义的。第三，刑法学界不关注实务，本质上就是不务正业。不关注实务中的问题，刑法学界就会迷失自己前进的方向。实务部门遇到的疑难问题，没有人去深究和解决。办错了案件，也没有人敢出来说句真话，装聋作哑，甚至为了维护司法机关的错误说瞎话假话。在这种情形下，刑法学界不可避免地误入了高谈阔论，固步自封，不切实际的歧途，理论滞后于实践是必然的结果。例如，在定罪方法的问题上，在智能机器能不能被骗的问题上，在非法集资案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上，在共同过失犯罪的问题上，在刑民交叉案件的问题上等等，迫切需要理论更新才能更好地指导实务办案。除了知识面不够，理解案件事实出现困难的难题之处，实务部门遇到的棘手难题，无一例外都是理论滞后，不切合实际造成的。刑法学界不能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不能解决实务部门遇到的问题，实务部门当然也就不会把刑法学界的意见当回事了。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彼间的隔阂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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