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刑法的私塾》之缺陷/肖佑良(13)
案件二十二、甲乙丙丁四人打算通过虚假赌博来骗A的钱。甲负责准备监控赌桌的监控器，乙负责制作有利于作弊的扑克牌，丙准备了赌博时发信号的振动器等。在一切器具准备好之后，四人将A约到了某宾馆的房间内赌博。甲乙丙负责与A在赌桌上赌博，丁负责在隔壁房间通过事先准备好的监控器监控赌局，并通过事先准备好的作弊器具给甲乙丙三人发信号。最后，A在这场赌博中总共输了355万元。但由于A当时没有带够现金，故甲乙丙三人要求A写下欠条。当A将自己写好的欠条交给甲时，丙身上携带的作弊器材掉了下来，A发现自己被骗以后，就上去抢自己交给甲的欠条，甲乙丙三人为了阻止A抢走欠条，就对A实施暴力，在乙用随手抡起来的酒瓶砸晕A之后，甲乙丙逃离了现场。当服务员发现A之后，A已经死亡。该案应如何处理？张教授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将甲乙丙使用暴力阻止A抢回欠条的行为认定为使用暴力窝藏赃物。麻烦在于，欠条只是一个债权凭证，不是债权本身，而第269条中“窝藏赃物”中的“赃物”应该是前面犯盗窃、诈骗、抢夺的犯罪所得。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窝藏的赃物与行为人事先取的赃物必须具有同一性。可以认为三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得欠条这一赃物，后来为了窝藏这一赃物而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因而成立事后抢劫。但是，如果从实质上判断，又似乎难以认为二者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虽然认为财物包括有体物与财产性利益，但是，作为有体物的欠条，其本身的价值并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另一方面，欠条所记载的财产性利益虽然达到了数额较大的要求，但三名被告人并不是为了直接窝藏财产性利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三名被告人先前的诈骗行为取得了财产性利益，后来为了窝藏证明财产性利益的欠条，而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如此判断，就导致三名被告人主观上“窝藏赃物”中的“赃物”（作为有体物的欠条）与先前的诈骗行为所取得的“赃物”（欠条所证明的财产性利益）并不具有同一性。通过扩大解释，将财产性利益理解为“财物”，从而肯定了财产性利益也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因此本案甲乙丙抢劫的数额应该与他们之前诈骗罪的数额相同，都是355万元。
笔者认为，本案系抢劫案（未遂）。本案中的欠条是财产性利益的载体，体现了财产性利益，欠条本身就是诈骗犯罪所得赃物，三名被告人由于作弊工具暴露导致诈骗行为露馅后，为了窝藏赃物（欠条）排除被害人的反抗而当场使用暴力，其行为构成抢劫罪（未遂）。上述有关欠条只是债权凭证，不是债权本身的观点，人为地割裂了两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直接导致前述论证中同一性认定产生矛盾。然后，又通过犯另一个错误——即把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范畴——扩大解释的方式，来解决同一性认定产生的矛盾，得出了本案系抢劫既遂的结论，抢劫金额为355万元。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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