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刑法的私塾》之缺陷/肖佑良(2)
传统的定罪思维需要对法条进行解释以适应实际案例，这种演绎思维的重点放在法条的解释上，轻忽了案件事实本身，很容易犯两方面想当然的错误。一方面对法条的解释容易想当然；另一方面对案件事实认定也容易想当然。这些想当然的错误，足以使演绎思维偏离正确的轨道，得出错误结论。形式与内涵相一致时，是不会有问题的；形式与内涵不一致时，形式解释是不能用的，要实质解释才行，透过现象看清实质才能准确定性。必须要强调的是，此时尽管形式与内涵不一致，但是案件事实仍然是清楚的，没有缺失或者模糊的地方。
张教授坚称自己的实质解释论，是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范围内进行的。事实证明，这是教授自己都远未达到的理想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的前提条件是，具备广泛的知识面，对不同行业领域中发生的案件事实都能准确理解把握好。唯有事实清楚，了解案件本质，才能够应用实质解释论解决形式与内涵不一致的案件定性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司法人员及刑法学家的知识面往往不够，尤其是发生在特定行业领域中的案件，涉及相关的专业知识不理解不掌握，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容易产生错觉，把案件事实缺失或者不清的情形，作为形式与内涵不一致但案件事实清楚的情形对待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面对不清不楚的案件事实，形式解释一般无法使用，只能借助实质解释论来解决问题，此时犯想当然的主观主义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最终逃脱不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命运。张教授所谓的实质解释论，主要就是指这种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形，形式上是打着实质解释论的旗号，本质上是想当然的主观主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许霆案，张教授并不了解ATM机的运行机制及故障情形所表现出来的含义，不能真正理解好案件事实，此案与主人忘记锁门的房间完全没有可比性，可是张教授虚构了涉案ATM机与主人忘记锁门的房间具有相同的性质，这种想当然的观点铸成了大错。张教授的实质解释论另一种情形，就是随意扩大刑法条文及其用语的内涵与外延，无视通说及司法惯例。实质解释论注定了不会成为主角，只会成为配角，但也决不会消亡。实质解释论成为主角之日，必定早就到了刑法修改之时。张教授对许多案例大量应用实质解释论，让大家及张教授本人产生了一种严重的错觉，似乎实质解释论可以大行其道、发扬光大了。其实，这些似是而非的表象背后，几乎都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错误在重演，只是张教授要么没有意识到，要么意识到而故意为之，标新立异。张教授书中讲解了许多案例，反映了教授个人观点和主张。笔者从中引用四十多个案例及其观点，用直接定性法对案件进行演示分析，并对原观点进行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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