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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与“真”/文世楚(2)

二、证据法学与事实真相
证据法学和“真”的问题的探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诉讼制度所致力实现的主要目标——发现真实可谓具有超越法系的普遍意义,各国的诉讼理论都承认发现真实对法院作出正确裁判具有重要意义。【8】不论是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审问制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诉讼中适用对抗制的英美法系国家,两者的适用制度都是以发现真实为确立根据,都注重发现真实。这里需要展开论述的一点是,虽然诉讼中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过程,既是一种认识过程,又是一种价值选择过程;但是,在价值选择过程中,诉讼之价值具有其特殊性。换句话说,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确十分重要,然而这并非是诉讼中的全部价值所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我们珍视的价值,例如司法效率、程序正当、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其他权益等。因而,如果只是探讨本体论意义上的“真”是无法完美解决证据法学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要将价值评判或者伦理学引入证据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之中。

综上所述,认识论与价值论应当成为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

三、结语
在文章末了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应当要可以对证据立法具有指导意义,也要可以对已经存在的证据法律体系提供合理的解释,细而言之,还要可以在已经存在的证据法律体系下,对证据规则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说明。

参考文献:
【1】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第39页。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3】陈一云:《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4】参见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及第四章相关内容。
【5】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6】参见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第39页。
【7】廖永安:《民事证据法学的认识论与价值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8】廖永安:《民事证据法学的认识论与价值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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