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论体系的改造》无价值论之二/肖佑良(3)
（二）形式地解释刑法
四要件说对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具备的判断，是一种“有”或者“无”的简单化思维。以此为出发点，对刑法问题的解释，在很多场合，都必须是形式化的。形式化的解释刑法，和四要件说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构成要件形式化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这阻碍了精巧的刑法解释学的形成。
评析：在先前评述中已经谈到了，四要件理论在执行中的确存在偏差，主要是因为四要件本身的规格标准不明确，所以原本复杂的定罪问题被人为地演变成简单的四个要件是否“齐备”的问题。这并不是四要件理论本身有缺陷造成的，而是执行中出现了偏差的缘故。这个问题通过树立犯罪圈概念，建立两个比较对照的标准，严格把握四要件规格标准要求，就能够解决这种将复杂定罪问题简单化的弊端。同时，客观归责理论也能够完美地得到应用于四要件理论中。
上述案例，如果树立犯罪圈概念，建立两个比较对照标准之后，案例中乙的行为显然不具有典型性，而且乙行为时，客观上具有能为社会所宽容的背景因素，明显降低了丙所遭受的伤害程度。综合考虑案发时的全部事实和背景，可以认为乙不真正具有教唆甲犯罪的故意，乙仅只具有“教唆”的形式而己，故其行为没有可罚性，不构成教唆犯罪。如此一来，客观归责理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原作者所谓的“四要件框架下难以进行讨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式化的解释法律的问题。必须指出，法律解释离开了形式的约束，实质解释就犹如脱缰的野马，必然架空了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解释学在少数刑法学家极力鼓吹下，走向了实质解释论的极端。例如，放飞他人笼中的鸟，把钻戒扔进大海等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这些法学家学国外的法学知识太过投入了，以致于忘记了国情之间的巨大差异，本能地把国外的东西照搬照抄到国内来了。刑法规范的形式与实质是统一的，过于强调形式解释，或者过于强调实质解释，都是有失偏颇的表现，必将误入歧途。
三、不重视法益保护的观念
我国刑法学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任何一种行为，如果不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一方面，通说认为客体是否存在，是决定犯罪是否成立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无客体要件，犯罪就不可能成立。另一方面，通说又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犯罪客体并未受到侵害，法益侵害的结果或者危险并未发生，也可以定罪处罚。这足以说明，通说表面上重视法益概念，但在“骨子里”并未将客体理论贯彻到底，并不重视法益保护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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