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件体系之浴火重生/肖佑良(9)
该案司法机关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都不是从一个行为中提取的，而是从二个以上的行为分别提取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拚凑起来的，违反了刑法意义上的故意杀人行为只能是一个行为，不是二个以上行为的组合（罪刑法定原则应有之义）。
陈兴良教授认为该案使用三阶层不构成犯罪，使用四要件成立故意杀人罪。笔者认为使用不同定罪方法能够改变案件性质，是不可想像的，问题严重。陈教授关于邵建国“诱发、帮助自杀的行为”不具有该当性而无罪的观点，既不符合案件事实，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所谓的“诱发、帮助自杀行为”其实是从整个案件事实中拚凑出来的，无论是“诱发行为”，还是“帮助行为”，都没有直接造成法益被侵害，故不具有刑法评价意义。王彩自杀时，邵建国的实时行为既没有诱发其妻自杀的行为，也没有帮助其妻自杀的行为，邵建国一直在阻止其妻自杀。这种情形无论使用何种犯罪论系邵建国的行为都是无罪的。可见，陈教授犯了拚凑“实行行为”的错误，因而出现使用不同的犯罪论体系结果不一样的奇怪现象。陈教授以此案例抨击四要件不如三阶层，自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实质就是用自己的一个错误证明另一个错误。除此之外，陈教授还经常提到两个案例，一是以虚假身份应聘司机开走单位汽车案，二是弟弟利用民航飞机失事杀死哥哥案。陈教授认为两起案件四要件定性罪名重，三阶层定性罪名轻，以此证明四要件不如三阶层。然而，事实的真相与前述案例一样，同样是陈教授自己犯了错误进而产生错觉而己。
（二）、醉酒后伙同他人盗窃自家摩托车案
案情：甲大摆宴席贺儿满月，同事纷纷前来捧场，觥筹交错至深夜方散。甲大醉，送同事丙出门。丙发现自己的摩托车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此时甲见旁边另有几辆摩托车即回家拿来扳手、榔头等工具。甲叫丙给他递送工具，将其中一辆摩托车的车锁撬开，然后将此车交给了丙，叫他骑走。第二天，甲的弟弟乙发现甲的摩托车（价值二万元）丢失了，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甲的摩托车被甲、丙前夜“盗走”。对丙如何处理？
周光权教授认为，按照四要件说，即便因摩托车是甲的，对甲不处罚，也不能免除丙的责任。因为丙帮助甲实施盗窃行为，丙有盗窃故意，也实施了帮助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当然构成盗窃罪。四要件说实际上是纯粹的引起说立场。该说认为，共犯行为只要与正犯的违法性法益侵害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对于共犯就需要处罚。至于正犯的行为，只要属于某种违法行为即可：即便正犯没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共犯也能够成立。丙的帮助行为与甲的违法性法益侵害之间具有因果联系，所以对于丙需要处罚。但是，这一结论无视刑法分则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和犯罪支配说、共犯从属性理论都不符合，本身并不妥当。纯粹引起说的问题在于：如果将纯粹引起说贯彻到底，会得出“没有正犯的共犯”的不合理结论。在本案中，财物本身就是甲所有，甲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明知是“他人的财物”而窃取的构成要素，不是正犯；甲盗窃自己的财物，说明其对自己的财物所有权有所放弃，财产权益不需要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丙的帮助行为通过正犯甲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并通过该行为媒介导致了法益侵害结果发生，对丙追究刑事责任就缺乏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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