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件体系之凤凰涅槃/肖佑良(3)
其次，四要件有明确规格标准。其中，客体要件是四要件中最重要的价值判断。它不仅具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具有量的规定性，即综合社会危害性大小指标。该指标内含两项内容：一项是危害行为自身社会危害性大小（视为负值），另一项是案件中为社会所容忍的附随因素的大小（视为正值），两项相加就是综合社会危害性大小指标。四要件应用于中间行为案件时，必需以犯罪圈中的行为作为参照物，才能准确判断。否则容易误判。这一修改是与我国刑法体系的立法模式即定性+定量的模式相适应的。之前，我们的四要件体系无法体现量的规定性，尤其是作为价值判断的客体要件，使得四要件体系与我国的刑法体系不相协调，结果带来了一系列的理论上的缺陷和实务中难题。
再次，对四要件共犯理论的修正。共同犯罪是四要件体系中问题最突出的一章。根据我国刑法体系的组成结构，笔者认为应将参与犯罪人视为一个拟制人，所有参与犯罪人的行为都视为拟制人所为，首先考虑拟制人犯罪成立与否，其次考虑共同犯罪是否成立及正犯、共犯范围。换言之，四要件理论中的共犯论应按两步走的模式实际操作。
经过上述修改后，新四要件理论几乎完美地涵盖了犯罪论体系的全部内容——犯罪概念、犯罪构成、违法阻却事由、故意犯罪结束形态、共同犯罪形态及罪数形态。尤其是处理中间行为，四要件体系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四要件的修改，以丰富的实务经验为基础，参考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精心打造，促成了传统的四要件体系凤凰涅磐。
中间行为的妥当处理是衡量犯罪论体系的试金石。我国刑法学界不少人，尤其是陈兴良、张明楷、周光权、刘艳红等学者极力主张用三阶层（或者二阶层）体系取代四要件体系。他们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对中间行为的处理，三阶层比传统四要件灵活得多，具有明显优势。原因是三阶层（或者二阶层）考察犯罪构成的维度是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尤其是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判断，包容性比较大。判断中间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时，就有比较大的辩护空间和回旋余地。对期待可能性等新的刑法理论，比较容易纳入阶层化的体系之中。阶层体系的这种特点，使我国德日派刑法学家十分着迷。相比之下，四要件体系中的各要件，尤其是主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内涵是确定的，包容性极小，几乎没有多少辩护空间和回旋余地，对期待可能性等新理论不能纳入体系之中。令人欣慰的是，四要件体系中有一个价值判断要件即客体要件是能够进行修改的。诚如前述，将客体要件的内涵重新设置，即在传统质的基础上加入量的因素即综合社会危害性大小指标。这个指标通常是这样确定的，以犯罪圈中的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小为参照物，并将其视为负值，以中间行为所附随的为社会所容忍的因素视为正值，将正值与负值叠加，结果就是中间行为之综合社会危害性大小指标。也就是中间行为的犯罪客体之量的规定性。四要件体系客体要件修改后，对中间行为的处理远比阶层体系直观和简便。如果说四要件修改之前，阶层体系还具有某种优势的话，那么客体要件修改之后，形势将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根本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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