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预防的法律分析/贺轶民(6)
3、思想道德层面的预防行为。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在我们的预防实践中，基本上是广泛利用各种媒体，采取法制宣传教育、职务犯罪预防座谈、现实案例讲座等方式进行诱导、启发，也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思想道德是人的理想信念的深层次问题，直接影响到人们实施的各种具体行为。因此，这种层面的预防应是长期不懈的、潜移默化的，应当充分集合文化影视传媒的优秀力量，在社会上倡导正确的价值观，给予社会个体的人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坚持不懈地推进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方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正气。虽然如此，人性的贪婪一旦战胜了理性，道德说教依然显得苍白无力，关键还是“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三）职务犯罪预防的内容
任何法律关系都是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因此，权利和义务就构成了法律关系的内容。 对职务犯罪预防这一法律关系来说，其内容就是职务犯罪预防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这可以用具体的分解实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比如：专业预防机构的检察机关和相应的被预防单位某国有公司之间，检察机关应当享有预防职务犯罪的权利，某国有公司应当承担预防职务犯罪的义务。通过这一法理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实践当中职务犯罪预防存在的另一个问题：职务犯罪预防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虽然也有不少检察业务实践者在费劲心思地寻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议》的相关权利来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正本溯源，然而国内不少地方权力机关已经或者正在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的事实已经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显然，明确职务犯罪预防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已成当务之急。没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是不可能产生实际预防效果的，至少只能是在个别案例或者个别事件上，这点在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的实践中已有体现。 据此，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在建构一个鼓励而不是削弱道德社会的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法律必须反映政治道德和个人道德。权利保证法律能够使政府对其行为负道德责任，正如权利也保证法律能够使个人对其行为负道德责任一样。” 在明确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不行使法定权利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必将导致法律责任的承担，就国家来说，是法律责任的执行——实施法律制裁，强制责任主体接受并实现法律责任。当然，这种作为否定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责任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设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这是责任法定原则的客观要求， 否则再多的权利和义务也将不足以推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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